于今在“创新共享峰会关于成立国家创新局”发言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营造双创政策新环境

——建议成立国家创新局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首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非常高兴与各界精英相聚于此，一同探讨“创新征信共享，营造双创政策新环境”，我今天的题目是：成立国家创新局。

两个月前的今天，也是在人民大会堂，全国科技创新大会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战略高度把科技创新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对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系统部署，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时代号角。从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一直多措并举加快各领域的科技创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的出台，明确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业态创新和文化创新相结合，推动发展方式向依靠持续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升转变，促进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精细、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更是指出“创新驱动就是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创新如何在不同业态、不同领域中发挥作用？我认为，应借鉴欧洲经验，进一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成立国家创新发展局和创新基金，以真正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在2014年，我赴欧洲考察访问回来后，就如何创新问题，我与我院、上海大学智库产业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展开探讨研判。随后，给中央写了份内参《强化智库引领作用，加快创新产业结构和国家创新体系》，此建议引起重视。建议指出，应借鉴欧洲经验，进一步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构建，成立国家创新发展局和创新基金，以真正提高国家创新能力。 

其中就以芬兰为例介绍了欧洲经验。芬兰是欧洲国家创新系统（NIS）理论的优秀实践者，有成熟的创新和研发系统，充分运用“高端智力资源整合”思维，将创新思想贯彻于“人”，培养全民的主动创新意识。过去十年，芬兰一直走在欧美知识密集型国家的前列，其成功关键在于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芬兰全球竞争力指数 （Global Competitiveness，GCI）位居世界第4位。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全国性的技术开发区和专业研究中心网络在芬兰逐步建立，提供的服务包括初始分割计划和“孵化器”。为了可持续发展，芬兰在政府与大型企业共同主导下，将大量研发经费投入基础和应用研究。芬兰的国家创新体系给予初创企业、成长企业充分而灵活的支持，是促使芬兰经济持续发展提升的源动力。“以政府为主导、国家技术创新局（Technology Development Centre of Finland, Tekes）为核心机构”的芬兰技术创新体系克服了科研、开发和应用脱节的痼疾，使国家科技事业走上了“开放式、多层次、跨领域、实用化”的系统发展轨道。Tekes很早就开始走出国门，向全球顶尖商学院“借智”，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例如，1999年起，他们便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安德森商学院成为合作伙伴，为该校的全球接入计划（GAP）提供帮助。 

在芬兰整个国家创新体系中，Tekes是核心机构。Tekes创立于1983年，是芬兰就业与经济部下属机构，是国家重要的技术创新资助与管理机构。Tekes具有五大职能：规划引领、资金支持、合作桥梁、智库平台、对外窗口。 

第一，Tekes制定全国性技术计划，发挥规划引领作用。 

第二，Tekes为研究和开发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企业参与具有挑战性的研发。 

第三，Tekes为促进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合作提供交流平台、建立合作网络，可以说是“合作桥梁”。 

第四，Tekes为政府机构和企业“借智”，推动智库产业发展，是重要的“智库平台”。对于政府机构和企业来说，“智库”的角色不可或缺，有了外部智囊团的帮助，他们会如虎添翼，使得战略更为明晰、决策更为明智、执行更有效率。 

第五，Tekes助力全球化发展，帮助芬兰企业在全球寻找商业机会，是“对外窗口”。例如，Tekes已经在中国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网络，促进中芬大学间、研究机构间、公司间以及官方组织间科技项目的合作。

对于这五大职能，我重点介绍一下，什么是智库平台。智库平台又可以叫做思想库、智囊团、头脑企业、顾问班。是专门从事前瞻性、战略性、服务科学决策的研究机构。它将各学科的专家学者聚集起来，运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提供满意方案或优化方案，是现代领导管理体制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智库，作为重要的智力生产机构，是一个国家思想创新的泉源，也是一个国家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标志。随着智库在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的处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发展程度正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为此，建设高水平、国际化的智库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趋势。

对于政府机构和企业来说，“智库”的角色不可或缺，有了外部智囊团的帮助，他们会如虎添翼，使得战略更为明晰、决策更为明智、执行更有效率。为了可持续发展，芬兰在政府与大型企业共同主导下，将大量研发经费投入于基础和应用研究。该局很早就开始走出国门，向全球顶尖商学院“借智”，并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集聚规律，建设若干具有强大带动力的创新型城市和区域创新中心。

我们拿上海举例。一方面，30多年来，政府在引导、推动上海科技创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4年，上海市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831亿元，相当于GDP的3.60%，显著高于2.09%的全国平均值；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7件。

另一方面，上海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存在一些弊端：在管理机构方面，存在“多头管理、缺乏协同”现象；在资金分配方面，存在“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现象。这已逐渐成为制约科技创新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中国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依靠原有的科技体制改革的思维和路径，不完全成立。这是因为单纯的科技体制改革主要是着眼于微观单元的科技机构改革，科技体制如何改革思路并不清晰。实现产学研合作，基础就在于要建立起不同主体能够充分互动，并有鼓励创新的环境的配适。这就要求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一个统领科技创新的机构；在资源分配方面，有一个整合各方资源、统合成一盘棋的科技创新基金。 

上海市的创新体系建设同样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建议成立上海创新发展委员会、设立上海创新基金，助推科创中心建设很有必要 。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克服原有的“多头管理、缺乏协同；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等弊端，发挥“政策统一、资源整合”的集成优势。

具体说来，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由组织人事部门牵头对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知识产权局、专利局、版权局以及科技、教育、卫计委等涉及科研的部分进行大部制改革，成立“上海市创新发展委员会”（或“上海市创新发展局”），以此协调各委办局的创新政策与资源，并通过“智库”这个外部智囊的角色来帮助资源政策互补、促进智库产业发展，以此完善创新体系；在资金管理方面，成立“上海创新基金”，归拢整合各类政府基金和产业基金，全市一盘棋管理使用资金。 

上海创新发展委员会作为上海科技创新的行政主管机构，同样具有“规划引领、资金支持、合作桥梁、智库平台、对外窗口”等五大职能。例如，在资金支持方面，将各类政府资助资金统一到“上海创新基金”这一平台，政府继续通过财政扶持创新主体，但不再是政府主导的“分钱分物”，而是通过市场机制给予引导支持，让市场成为创新主体真正的引导者。 

上海市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意见》第四条指出：“改革财政科技资金管理。改变部门各自分钱分物的管理办法，建立跨部门的财政科技项目统筹决策和联动管理制度，综合协调政府各部门科技投入专项资金，建立覆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的项目投入管理和信息公开平台。”显而易见，成立上海创新局、设立上海创新基金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意见》的有效抓手。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发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功能。我刚才也提到通过“智库”这个外部智囊的角色来帮助资源政策互补、促进智库产业发展，以此完善创新体系，那么智库产业在科技创新方面究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推进和实现“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尊重科技创新的区域、产业集聚规律，因地制宜探索差异化的创新发展路径，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中心，智库的角色不可或缺，而以产业发展为支撑的经济体系是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命脉，而多元领域之间的协同创新是促进产城协调发展、共生共荣的关键。“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领域协同创造了理性基础，而高效政府、公民社会的健全和完善为协同创新营造了公平的环境。智库产业将围绕城市化、产业化和技术创新的交互影响、协同发展问题，瞄准城市发展核心领域的若干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性关键共性问题，通过开展全面、系统、深入地前期战略研究实现产城人融合的科学化协同发展。 

美国匹兹堡、洛杉矶兰德智库总部以及中国浙江嘉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就是智库引领产业转型的成功案例。匹兹堡原为钢铁化工重镇。自美国智库东西方中心迁移此镇后，现其已成为以生物制药、计算机技术、机器人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文化艺术而闻名的工商业城市，是美国城市经济成功转型的典范。去年4月，我与匹兹堡市前市长汤姆墨菲见面，他赞同我提出“智库产业引领匹兹堡产业转型”观点，汤姆墨菲认为，若想复制匹兹堡的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在于“芯片”，即智库、大学、科研形成的智库产业。由于“芯片”的作用，调整技术转让政策，使得以高校、科研为主的智库产业专家、教授能更容易地创立公司，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和生产力。对于正在进行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他建议进一步发展和提升工程技术类院校的水平，因为培养领导研发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高端人才对于中国的未来非常重要。 

在美国智库访问考察时发现，兰德公司早期在华盛顿，上世纪后期，兰德把总部迁移到加州洛杉矶市以西的一个海边小镇圣莫妮卡。在洛杉矶的产业结构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国际贸易，第二是旅游业，第三是影视娱乐，第四是科技产业，第五是商业和专业服务。多元化的产业形态和共享的区域性平台，使洛杉矶好莱坞电影产业集群的成长能够更为广泛地汲取区域发展的活力。与此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战略所体现出的集约化、集聚式发展思路，也使电影产业集群的发展进一步受益。兰德公司总部迁移到圣莫妮卡后，在为美国政府及军队提供决策服务的同时，兰德公司利用它旗下大批智囊人物，为世界顶级商业企业界提供广泛的决策咨询服务，并以“企业诊断”的准确性、权威性围绕着智库以及加州大学、科研、实验室产生形成了智库产业集群，大量高端人才和技术聚集以及高端产业集群。 

由于智库的政策链引导，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作用，在洛杉矶的发展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城市转型发展思路上，洛杉矶不断通过合并周围的小城市，实现规模的扩张，使智力、资本、技术、创新的组织与管理方式等纷纷向洛杉矶集中。 

我把匹兹堡、洛杉矶产业发展模式称为智库引领产业转型模式，即“智库产业”。智库产业新体系既有横向圈层思维、圈层产业，又有纵向链式思维、链式产业，其核心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一致的。 

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国家高端智库以及政府、社会、高校智库形成的智库产业新体系就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让政策设计、创新人才、技术研发、高端产业和市场资本都聚集同一个平台中，并发挥协同作用。智库产业也可以理解为“智库+”，即智库+政府决策、+高端人才、+高端产业、+金融市场、+科研咨询，由此形成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条。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智库产业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智库为载体整合高端人才的智力知识资源，以创新型人才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的集中体现。智库产业对创新经济的促进，可以通过优化市场运转机制来起作用。通过智力成果的生产，促进公平竞争、合理竞争的机制更有效地运转，对产权保护更加重视，对智力资本在社会中的价值贡献更加肯定，从而使更多资源从传统部门的生产转移到创新型部门的生产，提升整个经济环境创新经济的影响力。

我们2015年完成的民政部课题以及2016年正在主持的欧美同学会课题《智库产业发展路径》中都提出：智库产业区实质上是一个各种资源相互作用的平台，包括各类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历史资源、政策资源等，因此，智库产业区要想运营成功，首先要保证该地拥有各类资源。其次，要保证各类资源相互之间以一种正向的、促进产出的方向相互作用，而不是以一种负向的、彼此抵消的、降低产出的方向相互作用。因此，智库产业区的参与主体应该包括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智库机构，他们分别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不同的功能。政策链、人才链、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五链协同”的本质是市场导向、政府主导。五链相结合是智库产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智库产业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五链协同”和“五链融合”，提高创新资金投放的精准性。 

例如，推进“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规划，智库产业要提供智力支持与合作平台，发挥“芯片”的科技创新驱动源动力作用。 去年开始，我们把浙江嘉兴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作为智库产业的调研点，并准备在嘉兴搭建一个长三角或一带一路智库产业集群。

最后我想说，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中心，需要多元领域之间协同创新，促进产城协调发展、共生共荣。“互联网+”、“大数据+”、“大数据+、“云计算+”等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领域协同创造了理性基础，而高效政府、公民社会的健全和完善为协同创新营造了公平的环境。智库产业将围绕城市化、产业化和技术创新的交互影响、协同发展问题，瞄准城市发展核心领域的若干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性关键共性问题，通过开展全面、系统、深入地前期战略研究实现产城人融合的科学化协同发展。

好。以上就是我对今天议题的一些思考和建议，欢迎各界同仁共同探讨、交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