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杨静仁，回族，1918年生于甘肃兰州。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回民骑兵团政委，西北局统战部民族科科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民委副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主席、军区政委，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国家民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统战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等职。 父亲于2001年10月19日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中央在父亲逝世告别仪式的悼词中评价：
——纪念老会长杨静仁逝世二十周年
作者：杨华山
来源：祖国杂志
四
树德育人的典范
父亲把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带到家庭教育中来，他根据家庭条件和环境的变化，结合子女的年龄性格，因势施教，因材施教，从不娇惯放纵，拔苗助长。他把坚定的革命原则和体贴至微的关爱融为一体并形成一股催人奋进的力量，培育和鼓舞我们成长和进步，他不愧是树德育人的典范。
1954年父亲担任中央民委副主任，成为副部长级高干。按规定配有了带院子的住宅、厨师、司机和勤务员，生活条件较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父亲担心我们滋长优越感，沾染虚傲之气，成为于世无用的“纨绔”，幼年时就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管束。学龄前我们就吃粗粮，穿补丁衣，上小学时父亲不让我们到“育英”、“育才”等高干子女云集的学校上学，我们就近在普通小学上学，和老百姓子女一起学习，自小就打消了我们因条件优越而形成的优越感。
1961年初，父亲奉命去宁夏工作时，我已在北京上小学三年级。有些同志劝父亲，宁夏生活和教育条件较差，孩子还是留在北京上学为好，孩子的舅舅和叔叔都在北京工作，可以让他们关照。父亲坚决地拒绝说，如果我们这样做，怎能说服别人扎根宁夏，建设西北，结果我们子女全随父亲到宁夏学习生活。
杨静仁夫妇与孩子们合影
我们到宁夏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我们子女都要按照当地较低的定量标准吃饭，不许特殊。由于缺乏营养忍饥挨饿，我们患上了浮肿病，两个妹妹甚至得了肝炎而住院。但父亲仍不放宽要求，并坚决拒绝额外照顾或接受别人送来的食品。
父亲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我性格懦弱，心态浮躁，便坚决要求我积极参加学校和社会组织各种活动，踊跃到人民群众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有一次学校放假，我未参加同学们组织的校外游戏活动。父亲得知后，严肃地批评说：“你应该多和同学一起参加活动，躲在家里偷闲，暴露出你的懦弱和惰性，将来肯定没有出息。”父亲建议我学习东晋时荆州刺史陶侃坚持每早晚来回搬砖一百块，通过繁重和枯燥的劳动来锻炼筋骨，磨炼性格和意志。
“文革”中由于父亲受到残酷的迫害，在残酷的环境和极端恶劣的生活条件下，父亲担心我们由此而产生对党和社会的抵触情绪而自暴自弃，不断地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写信告诫：“尽管我犯了错误，但你们还要继续革命，不能动摇。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要到人民中间去经受锻炼和考验。”
杨静仁（前排右一）和宁夏军区司令员朱声达（前排左一）合影
粉碎“四人帮”后，开始拨乱反正，父亲又重新回北京工作，担任的职位较过去相比更高了，成了所谓的“副国级”领导干部。经受了“文革”的苦难，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过去遭的罪也该得到补偿了。父亲根据我家形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地对我们的错误认识和正在滋长的骄傲情绪，及时地予以教育和纠正。1982年父亲在长沙出差为此专门给我写信叮嘱：“黑格尔说人在胎胞内时当然时人，但他只是自在的人，只有在人出生后接受了一定的教育，他才是自觉的，望你和我都要注意继续学习，使各自的自觉性更增加些。”那个时期，父亲还经常给我母亲写信叮嘱：“现在社会上对干部子女印象不好，有很多议论，你要关注此事，严格管束和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让他沾染坏习惯，搞特殊化。”
父亲回到北京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对我们的要求并没有放松。父亲常常告诫炊事员和勤务员，不要到首长供应点去买食材，要和老百姓一样去菜市场买，做饭粮食要节省，粗细干稀搭配着吃，少油少肉，粗茶淡饭最好。在父亲的监督下，家里的伙食简单的令人咂舌，天天炸酱面。我从兰州西北民院和西藏党校回京度假，因为有工资，在家吃饭还得交“伙食费”。他以为此举可以杜绝我不劳而获的思想，保持勤俭节约的好作风。
儿子杨华山与儿媳在西藏工作时期合影
趁着大好形势，1979年夏我在北京结婚，他非常高兴，但不让搞什么典礼和仪式，也不宴请亲朋好友，仅让厨房加了几个菜，就“承全”了我的终生大事。我心有不甘，自己掏钱买酒买肉在家里宴请了一些亲朋好友以示纪念。父亲知道后严肃地批评道：“你以为现在我们家条件好了，你用自己的钱来操办，我就管不了，不能批评你了，谁的钱也都是人民的钱，现在国家还很困难，你这样做就是铺张浪费。”
父亲对我们成长和培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徇私情，决不娇惯纵容，拔苗助长。1985年底，西藏自治区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向父亲谈道：准备提拔一批年青干部，我也在提拔之列，对此中央领导同志也表示同意，父亲听罢表示坚决不同意。父亲表态后仍感到不放心，驱车亲自到这位同志家中，再三强调不能提拔我。这位负责同志非常震惊，他知道父亲从不到别人家里来，若来，一定时为了严肃的“大事件”，看到父亲对此事的态度如此认真坚决，这位同志也不能坚持，提拔我之事也就作罢。针对此事，我回京探亲时，父亲告诫说：“提拔别人我不管，提拔你我要阻拦，你还没有能力和业绩担任领导职务，留在党校当教员最好，我过去就是当教员的。”
杨静仁与孙女杨燕
1986年，我进藏工作已有三年了，国家民委宴请系统内赴藏工作人员，办公厅把我也列在名单中，父亲看后一笔把我的名字划掉，办公厅领导劝说道：按规定他应参加，这不叫特殊，父亲严肃地回答：“按规定也不行，自古哪有老子宴请儿子的？”
拨乱反正时，有一些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在父亲的过问和帮助下，获得了平反和昭雪。对此，我曾沾沾自喜露出骄傲的神情，父亲严肃地批评说：“这是应该做的，何能拿来显摆，你要牢记，我们为别人做的事再大也要赶紧忘掉，别人为我们做的事，再小也要永远牢记！”
杨静仁夫妇和孙辈们在北京香山
父亲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我们的教育和培养不仅表现在严格的管束和训导，还体现在如影随行的无微不至的关爱上。说到“爱”，许多记叙英雄人物和革命者的文章对此都欲言又止，讳莫如深。好像这会贬损这些人物的形象。鲁迅诗《答客诮》道：“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父亲不算是“豪杰”，但肯定是“大丈夫。”我想他们之所以与众不同，就是他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亲人有着真正的大爱，不是虚情假意，矫揉造作的偏爱溺爱，这种真爱给予我们信心，给予我们力量永远鼓舞着我们沿着正确的轨道奋勇前进！
夫人吕琳携孙辈们到医院看望杨静仁
“文革”时，父亲被中央文革在全国点各批判后，受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却时时担心我们因株连而受苦受难，屡次排除万难通过各种途径转信给我们，要求我们和他划清界限，继续革命。父亲在看押中利用很短的探视时间，关切地询问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情况，看我们身着单薄，拿出省下的棉衣和毛毯送给我们。
前进，勇敢的人哟！
那高洁的雪峰等待你们的检阅，
碧绿的江水将映照你们在高原拼搏，
我们曾相距万里，
可彼此的心何尝一刻分离过？
纵今后高原险峰也不阻隔。
写给在西藏工作的华山和小莉的信
我进藏工作后被分配至位于拉萨西郊的自治区党校工作，时党校刚从易贡搬至卡萨，生活学习条件艰苦，父亲为了鼓励我在藏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在陪同胡耀邦赴格尔木考察期间专门写信道：
收到你们的来信，知道你俩已经走上各自的工作岗位，并且有了一个你们自己精心布置的亲爱的窝可喜可贺！......记得吧，两年前的一次北京青年的一次集会上，我在讲话中说：“欲把青年比红梅，古今皆相宜，只是今胜昔。”现在我要补充说，一切胸怀祖国愿意到任何艰苦地方去，为各族人民服务的青年，就是许多“今胜昔”中值得特别称道的一种。
"杨静仁在病榻上关心儿子杨华山的身体健康
1992年父亲因病住院，在被病痛折磨的艰难日子里，对我们的关爱之情仍然强烈。有一次我到医院探望他，不经意捶了几下背，父亲看到以为我患病，心中十分焦虑，即找来一张纸吃力地写道：
华山背疼，是什么病？要抓紧治疗，不能等闲视之，我将80岁还不腰疼腿酸，他似中年就得这样的病，如不好好治疗如何健康下去，因得此病，他过去搞磷肥工作（我过去曾在宁夏磷肥厂工作），那是危险的工作，可能受到影响，后再西藏工作五年不适宜健康，现在可要注意加强疗养。
父 杨 99，12，25
需要花钱，我们可以拿出，千万不可放弃治疗。
杨静仁与夫人吕琳在一起赏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