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表未成，幸有佳儿述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余高咏满江山。”
——民国五年（1916年），清末民国初的奇人王闿运83岁在家乡无疾而终，他为自己写的这一对联很形象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王闿运是中国最后一位纵横家，他有着传奇的经历，是狂狷谐谑又极有智谋的奇人。比如，他与晚清权臣肃顺是拜把子兄弟；他是曾国藩的幕僚，曾为曾国藩献计，建议他让“大清江山改姓”；他所编写的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杂史名著——《湘军志》，被称为“唐后良史第一，但他却因编写此书差点儿被湘军名将曾国荃宰了；王闿运将左宗棠喻为是一只“左公鸡”，认为若没有“宫保鸡丁”丁宝桢，左宗棠连一只鸡都做不成，根本就“不是一个人”。
再如，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改用西方阳历纪元，王闿运对联调侃：“男女平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阴阳合历，你过你的年，我过我的年”；王闿运还取笑袁世凯政府是“瓦岗寨、梁山泊”，并写对联讽刺袁世凯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横批为“旁观者清”，此联中嵌入“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
又如，杨度当了袁世凯的幕僚，作为杨度的恩师，王闿运写信对杨度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劝杨度离开洪宪政府，回乡隐居；王闿运翻阅齐白石的诗集后，笑称其所写的诗乃是《红楼梦》中的“薛蟠体”，使得齐白石赶紧把书斋号“借山吟馆”的“吟”字去掉。
还有，王闿运娶名门闺秀为妻，纳才女佳人为妾，但却与目不识丁的周妈感情最深，并巧妙地利用周妈作“护身符”，辞了袁世凯政府国史馆馆长之职，溜之大吉……。
王闿运（1833—1916）早期的经历是以举子的身份而变成门客的。他是湖南湘潭人，其先祖于明代从江西迁至湖南衡阳西乡居住，几代后，于宪宗成化年间又迁居湘潭城外。王闿运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他是孤儿，由他的叔父养大。王闿运幼时并不聪慧，但他勤奋好学。《清史稿》对他描述说：“昕所习者，不成诵不食；夕所诵者，不得解不寝。”“经、史、百家，靡不诵习。笺、注、抄、校，日有定课。”
王闿运
王闿运先天资质并不出色，然而他后天勤学苦读，学识长进很快，他9岁便能写出好文章。之后，他进入了长沙城南书院。他性格豪放，心性超脱，利益观念淡薄。
咸丰七年（1857年），湖南补行壬子（咸丰二年）乙卯（咸丰五年）两科乡试，王闿运中第五名举人，由于文章学识很好，他受到了学政张金镛的赏识，在三湘地区，颇有名气。
那一时期，太平军已对清廷发起挑战，而清兵八旗子弟和绿营兵不堪一击，清廷授权让各地建立团练，以助其抵挡太平军。曾国藩在湖南创办湘军，王闿运经常走进军营，与湘军将领交往，曾国藩对他很赏识，以优厚待遇请他当幕僚，但是，王闿运只想当清客不想进入军营就职。
其实，当时的王闿运，还是想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官场的。咸丰九年（1859年），王闿运赴京师应礼部会试，可是，他文章虽好，却不那么守文法规矩，因而应考落第。而他的才识被当时的朝中擅权大臣肃顺看中了，聘其为门客，在肃府任教读，甚受礼遇，王闿运也为肃顺出谋划策。
咸丰十一年（1861年）朝局大变。咸丰帝病死，慈禧太后抓住时机，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宫廷政变，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的肃顺等八位“顾命八大臣”，载垣、端华、肃顺三位被处死，其他的并论罪革职，慈禧掌握朝中大权，史称“祺祥政变”（或“辛酉政变”）。当时王闿运在山东，躲过一劫。只是，王闿运从来都没有后悔在肃府的这一段经历，他不但从不埋怨肃顺，而且，他还一直对肃顺感念不已。王闿运很有情义，后来还送金子给肃顺的家人；他躲到乡下以避“肃党之嫌”时，还写诗咏吊：“当年意气各无伦，顾我曾为丞相宾。俄罗酒味犹在口，几回梦哭春华新。”直至他晚年时，王闿运还流着泪忆肃顺：“人诋逆臣，我自府主！”不管别人如何诋损肃顺为逆臣，王闿运都一直把肃顺当成是有知遇之情的恩人。
王闿运不忘情义，他还冒着很大风险，编写了《祺祥故事》，为肃顺等被杀辩解。
当然，王闿运在肃府担任教读的这一段经历，既断绝了他往后往官场走的路，也促成了他养成了鄙视高官、桀骜不羁的态度和性格。
此后，王闿运当幕僚，当书院院长，当国史馆馆长等，主要是从事教育和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未成为正式的官员。而最能体现王闿运纵横家理念的是他大胆为曾国藩提出了一个绝妙的策略。
同治元年（1862年），王闿运回到湖南，应邀进入湘军，成为曾国藩的幕僚。但王闿运主治《春秋公羊传》，重“改制”，讲“变易”，推崇纵横家理念，而曾国藩是晚清有名的理学家，重礼教，遵“道统”，对于“改制”极为谨慎，所以，王闿运与曾国藩常所议不合，不久，王闿运便离开了湘军幕府。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王闿运与曾国藩的主张是大不一样的。
之前，曾国藩对王闿运还是很欣赏的，咸丰三年（1854年），曾国藩举办团练，王闿运曾写信给他，提出了一些好建议，得到了曾国藩的赞许和接纳。后来，曾国藩幕府中不少人被提拔而升官，而王闿运却没有能升官，这可能与曾国藩对他的纵横思想有些担心有关，担忧若王闿运进入官场，会惹出一些麻烦，加上之前王闿运在肃府的经历，乃是当时官场所忌讳的。
1858年11月，湘军在三河镇被太平军击败，曾国藩非常悲观消沉，王闿运急忙赶到曾国藩驻扎的江西建昌，陪着曾国藩，陪伴着他共度艰难时期，王闿运与曾国藩两次密谈至三更时分。
后来，在曾国藩指挥下，湘军不断强大，成了当时清政府唯一可以与太平军抗衡的军事力量。王闿运精通春秋公羊之学，谙熟纵横家学说，有“改制”思想，敢于“变易”，对古代的“帝王之学”也颇有研究，他知道历史上开国帝王纵横捭阖的策略。
有此纵横理念，他结合当时的政治军事局势，对于清廷、湘军与太平军矛盾状态和发展趋势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的。
根据时局，王闿运为曾国藩提出一个惊人的策略，他劝曾国藩拥兵自立。他建议湘军进攻太平军不要太急，将天下大局逐渐导向三足鼎立之势，以便曾国藩能从中图谋。在王闿运看来，满清王朝的政治根基已经腐烂，很难持续；而太平天国内部矛盾重重，内耗十分严重，无法形成大的政治气候；惟有湘军的势力处于发展壮大之中，只要湘军注意蓄势，以图日益强大，坐观清廷与太平军在角逐中各自衰落，曾国藩便可率领湘军，择机收拾残局，将江山之主由爱新觉罗氏改为曾氏。
曾国藩
王闿运的这一策略，可谓大胆而又精到。而这一策略让曾国藩一连数夜未眠，这既引发了曾国藩对于当时局势的深思；又让曾国藩感到惊恐万分。这是谋逆之计，一旦触及，就有可能被诛九族。
曾国藩是理学家，又是以忠孝仁义名义拉起湘军队伍的，在他内心深处，乃是忠君占主导位置，所以，曾国藩不但没有接纳王闿运的策略，而且，他从此以后，便疏远王闿运，担心这位有“叛逆”思想的狂士会给他带来政治祸害。
王闿运一直对曾国藩没有能接纳他的建议感到可惜，事隔多年，王闿运还对他的门生杨钧说：“曾大帅功高望重，将士用命，他为何不乘机夺取江山，自立为帝呢？何苦白替他人卖力？”据说，当时曾国藩在听王闿运提出策略时，一语不发，只是在书案的纸上写着：“妄”“谬”。
咸丰十一年（1861年），王闿运建议曾国藩自请入京，阻止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避免后宫干政。曾国藩是个行事十分谨慎的人，所以，他并没有采纳王闿运的建议。
其实，王闿运虽精通“春秋公羊学”，谙熟纵横家学说，但他不了解时局，晚清不是战国时代，已不是纵横家发挥才能的时候了。晚晴没有列国纷争，只有一个腐朽但仍极力维护专制集权的顽固力量在垂死挣扎。“辛酉政变”时，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或被杀或被革职，慈禧垂帘听政，独揽朝中大权。清王朝垂而不死，曾国藩所统帅的湘军，虽力量不弱，但他也不敢造次，别说他有忠君思想，有“道统”观念，就是他真的举旗反清的勇气，也仍很难真正胜了清廷。
王闿运虽然一直“江山换主”的事为曾国藩感到遗憾，但当时的现实局势，其实很难证明王闿运的策略就一定是正确的。
光绪元年（1875），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知道王闿运才识非凡、史学渊博，且对湘军很熟悉，于是，他便请王闿运主修《湘军志》，王闿运真的把这事揽下了。他用了两年时间走访、调查湘军事迹，并想办法借阅了军机处的大量档案，他还仔细阅读了曾国藩的日记，请人制作了湘军与太平军的交战的地图，最后，他完成了十一万字的《湘军志》。而这一部专史被后代学者称为是“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认为该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显然，王闿运在编写《湘军志》时，坚持严肃的态度、公正的立场，尊重史实。在该书中，他一方面恰当地褒扬湘军的英勇善战和功勋战绩；另一方面，他对湘军创建初期屡战屡败的实际经历，对曾国藩战役指挥时“用将则胜，自将则败”等作了真实记录；特别是对曾国荃攻破江宁之后纵军掳掠抢劫也做了真实记述。因而，《湘军志》编印之后，湘军将领看了非常气愤，认为该书乃是“谤书”。曾国荃看到记录他攻进天京后烧杀抢掠的纪实时，气得大喊要宰了王闿运。王闿运只好把《湘军志》的刻板全部交给了曾国藩的得力幕僚郭嵩焘，让他将刻板毁了，王闿运这才逃过了曾国荃的严惩。《湘军志》直到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才在四川重刻再版。
王闿运离开湘军阵营之后，主要是从事教育活动。他曾担任多个著名书院的山长职务，非常用心地教育他的学生，他培养的学生后来不少成了名人。
光绪五年（1879年），四川总督丁宝桢邀请王闿运担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
王闿运进入书院后，所采用的教育方法有两个特点，一是他在教学中不像平日里对待官员的态度那样，狂狷谐谑、锋芒毕露，而是很严肃、很严格、很认真地进行教学，他爱护学生，尽其所能地把所学教给学生，在书院，他每天有日记，每月有课卷。
二是传授给学生独特的学习经典的方法。他对学生说：“治经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数义，不当虚衍卦名；於《书》，必先断句读；於《诗》，必先知男女赠答之辞，不足以颁学官，传后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礼》，《礼》明然后治《春秋》。”对《易》《书》《诗》《礼》指出了与当时教学不一样的学习要点。此外，他还强调：“说经以说宇为贵，而非识《说文解宇》之字为贵”，“文不取裁放古则亡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意。”指出了学古文需要创新性的理解。当时蜀地比较堵塞，通儒不多，王闿运的教学理论让当地的士子耳目一新，使学子们能深入地了解该如何研诵经史，注疏经典。
三年后，王闿运后辞退尊经书院教职，回到湖南，先后主持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的教务，并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江西，主办南昌高等学堂。之后，他回到湖南，一直在湘绮楼讲学授徒。他先后培养了数千弟子，可谓“门生满天下”。在他的学生中，有杨度、夏寿田、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胡从简、齐白石、张晃、杨庄等，不少是名人。
船山书院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湖南巡抚岑春萱念王闿运德行出众，奏请清政府授予他翰林院检讨的官职，宣统三年（1911年）又加封他为翰林院侍讲。
之后，王闿运虽应邀出任袁世凯政府的国史馆馆长，但他轻视袁世凯，并故意用一位女仆人做护身符，最后辞职溜了。
民国三年（1914年）)，王闿运已是80高龄的老人，而袁世凯知其学名远扬，为了修史撑门面，特意邀请王闿运进京就职国史馆馆长。王闿运不看好袁世凯这位善变的政客，对袁氏政府很鄙视，对袁世凯请他就职的事嘲笑说：“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不过，他拗不过袁氏的邀请，也只好应允。有人议论说：“公已八十高龄，夫复何求？如今折身事袁，为其下属，似不值得。”而王闿运的傲气地回答说：“做官乃是极易做之事，今已老聩，百事莫办，惟有找一最易之事为之。”
王闿运是个奇人，他之前也有过妻妾，而妻妾亡后，他既不再娶妻，也不屑于与烟花女子取乐，但是，他却带着一位老妈子跟随左右。
此老妈子称为“周妈”，王闿运常与周妈双出双入，很是亲热，而且从不避人。比如，王闿运北上途经武汉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宴请他，他让周妈上席，使得陪座的武汉政要们惊讶不已；到京之后，袁世凯设宴招待，在王闿运旁边专门为周妈留了座位。
王闿运的“周妈”
王闿运就职国史馆馆长之后，他的生活全由周妈安排照料，没有周妈陪着吃他不好，没有周妈在他睡不着。更离谱的是，国史馆安排杂役等，其人事权完全掌握在周妈手里。后来，有人要到国史馆办事，便走后门找到周妈，而找的人多了，周妈越发神气了，据说她还印了张名片，将王闿运亲笔写的“王氏侍佣周妈”六个大字印在上面。
周妈见的世面多了，胆子也大了，她竟借王闿运的名义，写信替人求官职。这使得当时的京城有很多人都知道国史馆有个周妈。周妈替人求官并接受纳贿，但事情做多了，后来受贿的事败露了，这损坏了王馆长的名誉，王闿运要周妈把钱退了，而周妈不想退钱，想蒙混过去，混不过了，就哭闹耍赖。
周妈的事让报界大感兴趣，上海《时报·文艺周刊》专门刊登了《周妈传》，称：湘绮老人无周妈，则冬睡足不暖，日食腹不饱；《顺天时报》刊文讽刺：周妈幕后干政，国史馆官以贿成；《益世报》更有趣，载文仿王闿运口气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王闿运这是怎么呢？难道他这个纵横谋略家，就如此沉迷于“老女色”？真的任由周妈把持“馆政”，受贿帮人求官吗？
其实，这是王闿运的捭阖之策。当时，他学生宋育仁在帝制运动中演了一出“闹剧”，使他置身于危险之中，王闿运想放个烟幕弹，以求脱身。
宋育仁（1857－1931）被认为是四川历史上“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他原是重庆维新运动的倡导者，积极策划维新大计，着力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当杨度宣传恢复帝制时，原本主张维新变法、君主立宪的宋育仁也参与鼓噪，他误以为袁世凯想让清帝复辟，其实，袁世凯并非想恢复清廷帝制，而是另有图谋，所以，他把宋育仁“请”到了警察局，而后又将他送回原籍，王闿运对他的弟子宋育仁被抓又放的事，没有话说，但却从中看出了端倪。
熟知帝王权谋的王闿运对袁世凯玩的这套“捉放曹”把戏看得很清楚，他看出了袁世凯想称帝，而如此下去，他作为袁氏请来的国史馆馆长，将陷入困境中，他不想稀里糊涂地跟着袁氏趟浑水，于是，便任由周妈折腾出了种种闹剧。
王闿运放任周妈为所欲为，由此引来种种非议，招来媒体大舆论，然后他怪周妈“招摇撞骗”，接着，又责怪自己“帷薄不修”，约束不了家人。接着，话语一转，又说自己是八十多岁的人，年迈多病，饮食起居皆需有人料理，是无法离开周妈的，所以，他希望世人能够同情与谅解他，于是，他请辞国史馆馆长之职。
王闿运还没有等到袁大总统的批准，便带着周妈溜之大吉了。
他在请辞信中写道：“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请罢免本兼各职。”（参看《光宣以来诗坛旁记》）
后来，章太炎看出了王闿运的谋略，指出：“湘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料八十老翁，狡猾若此！如周妈者，真湘绮老人之护身符也。”
王闿运狂狷谐谑，傲气而又睿智。下面举三个例子，看他是如何“谐”，如何“傲”，和如何表现他的睿智的。
第一个例子，是王闿运评点齐白石诗集的故事。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正月，齐白石很恭敬地拿腊肉作束脩，登门拜访王闿运，说完礼貌话之后，齐白石呈上了自己的诗集，请王闿运指教。王闿运翻阅了他的诗集，他笑着对齐白石说：“你着写的是‘薛蟠体’。”齐白石有些不好意思了。
王闿运所说的“薛蟠体”是怎样的一种诗体呢？
其实，这是王闿运以《红楼梦》中的薛蟠所写的诗为例，诙谐地评点齐白石的诗。
《红楼梦》第二十八回，在与大观园里的才女们一道比诗时，薛蟠也作诗，他的诗写道：“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女儿愁，绣房撺出个大马猴；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之后，他还哼起了“哼哼韵”：“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
这让齐白石感到，他自己写诗的功夫还大欠火候。接着，王闿运认真评点起齐白石的印和画，他对齐白石说：
“你奏刀有力，布局开张，缺点是篆字的功夫还不到家，今后还得多练练字。你的画气韵生动，大大超过了时下的一批画人，尤其是那些鱼虾鸡虫，一只只似可呼之欲出，令人观之赏心悦目，其乐无穷。你今后的成就必定在绘画上，再努力几年，曹霸、韩干当不足法也。至于诗文，只能作为你的画、印的陪衬，但这陪衬也是很重要的，我就来帮你提高这门功课吧。”
后来，齐白石将他的书斋名号“借山吟馆”中的“吟”字去掉，这可能与他的诗被评为“薛蟠体”有关。多年以后，齐白石表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铭感不忘。”（参看《白石老人自传》）
第二个例子，是王闿运硬怼左宗棠的趣事。
王闿运经常表现出傲气、狂妄，连心高气傲的左宗棠都觉得难以理解，所以，左宗棠便对人评论王闿运是“太过狂悖”。
而这一评论传到了王闿运的耳朵里。王闿运难以接受，他愤怒地立即写信硬怼左宗棠，对其大家声讨，信中说：“节下久与游而不知，是不智也；无以易之，是无贤也。将兵十年，读书四纪，居百僚之上，受五等之封，不能如周公朝接百贤，亦不如淳于之日进七士，而焦劳于旦暮，目营于四海，恐仍求士而士益裹足耳。”
左宗棠一贯傲气，且鄙视酸儒，收到了王闿运指责他“不智”“无贤”的信，并被指责为未能礼贤下士，因而没有贤才会搭理他，一定是气歪了脖子。
第三个例子，是王闿运教育他的关门弟子杨度的故事。
杨度是年少英才，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顺天府举人，不过，他十九岁、二十岁时，却因为甲午科、乙未科两次会试皆落第，只好入学院求学。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杨度入船山书院，拜当时的学院山长王闿运为师。杨度进书院后，王闿运问杨度说：“书院有三门功课，你想修哪一门？”杨度恭敬地问：“请先生明示，书院有哪三门功课？”
王闿运说：“一曰功名之学，一曰诗文之学，一曰帝王之学。”
杨度聆继续听着，王闿运说：
“所谓功名之学，顾名思义，乃是为功名而来求学的。这些人来我门下读书，其目的在考取举人进士点輸林，以此为终生荣耀。此等人，老夫只教他熟读四书，精通八股，作试帖诗，写策论。做官是他的目的，诗文只不过是酸开功名之门的砖石。圣贤的精奥不必深究，做人的道理不必身体力行，功名一到手，砖石尽可扔掉，到那时只需博得上司的欢心，用不着对天地良心负责，古圣昔贤不会来追究，房师也不会来一一验核。此乃老夫子门下最初等之功课，然要真正学好亦大不容易。”（参看唐浩明《杨度》）
杨度继续听着，表情依旧，王闿运说：
“诗文之学，乃以探求古今为学为人之真谛而设。或穷毕生之精力治一经一史，辩证纠误，烛幽发微或登群籍之巅峰，览历代之得失，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或发胸中之郁积，吟世间之真情；或记一时之颖悟，启百代之心扉。总之，其学不以力行为终极，而以立言为本职。”（参看唐浩明《杨度》）
杨度非常专注地听着，王闿运提高声调说：
“老夫的帝王之学，以经学为基础，以史学为主干，以先秦诸子为枝，以汉魏诗文为叶，通孔孟之道，达孙吴之机，上知天文，下晓地理，集古往今来切真才实学于一身，然后登名山大川，以恢宏气概，访民间疾苦以充实胸臆，结天下豪杰以为援助，联王公贵族以通声息。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斯时方具备办大事的才能；再然后，或从容取功名，由仕途出身，则身廊庙，献大计以动九重，发宏论以达天听，参知政事，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或冷眼旁观朝野，寻觅非常之人，出奇谋，画妙策，乘天时，据地利，收人心，合众力，干一番非常大业，以布衣取卿相，由书生封公侯，名震字，功标青史。帝王之学虽是大学问，然自古以来树大招风、功高易谤，大德大善与大罪大恶，不过一纸之隔耳。入凌烟上封候榜的是他们，油烹刀锯，甚或毁家灭族的亦是他们，究竟不若功名之学的稳当、诗文之学的清高。”（参看唐浩明《杨度》）
杨度听了，兴奋不已，他恭敬地对王闿运说：
“先生之学问，浩浩乎如同大江之长流，決決兮如同东海之扬波，先生之声望，朗朗然如同北斗之在天，巍巍焉如同泰山之镇地。学生愚昧，幸蒙我师指点迷途，得以负笈东洲，求学书院。学生虽极慕翰苑清贵，开府权重，又想著作等身，文坛传名，然辅一代名主，成百年相业，更为学生所朝思暮想，所惜以求。”（同上）
杨度停顿一下，感到王闿运肯定他的说法，他便大胆说：
“不是学生今日在先生面前说大话，学生从小便自认有领牧天下之才，越办大事越有精神，越处难境越有兴致，且生性顽梗，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先生请置功名、诗文之小道于一边，教学生以帝王之大学以竟先生年轻时未竟之志，为天下苍生谋求福社。清君侧，诛权臣，自来干大事者横尸路旁的多得很，学生不敏，然于此则早已深知。学生主意已定，倘若蒙先生所教，能成就一番大业，虽不得善终，亦心甘情愿。”（参看唐浩明《杨度》）
杨度
王闿运后来将帝王之学都教给了杨度。光绪三十四年春天，袁世凯、张之洞联名保荐杨度，认为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提出调他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领候补四品京堂衔。朝廷恩准。王闿运得到消息后很高兴，他对杨度说：官场复杂，处政极难，号称“中兴名臣”之人，皆以知人著称，而实乃名不副实。胡文忠（胡林翼）求人才而不知真才，曾文正（曾国藩）收人才而不能用才，左文襄（左宗棠）访人才而不能容才，诸贤皆如此，何况他人！
杨度求教恩师，问进入京师的立身之道，王闿运送他六字个字——“多见客，少说话。”
杨度后来成了一代纵横大才。
民国五年（1916年），83岁高龄的王闿运在家乡无疾而终，逝世后，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而他的得意门生杨度写了挽恩师的名联：
“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