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转载自光明网
7月12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以线上讲座的形式，举行了今年首场“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可关注其公众号看回放，很不错的一期讲座，尤其对夷夏东西说的阐释，后附其链接）
讲座视频截图
著名古文字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冯时，应邀开讲“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并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戴向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易华“同屏论道”。讲座由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梁治平主持，30余万网友在线观看。
冯时
冯时认为，长期以来，“春秋大一统”思想深刻影响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认识，以为那时的文字是一统的，文化也是一统的；但不断破译的考古资料，特别是早期文字所反映出的史实，显示并非如此。在中华文明的上游，汉字不是独霸天下的存在，在夏王朝之前，文明并非一统，而是呈现出“夷夏东西”的事实，也就是说，“夷”与“夏”的文化，在相当长时间里交相辉映。
傅斯年
傅斯年通过文献考证，将上古文明区划为“夷夏东西”，所谓“东西”的地理标志就是太行山，太行山以东属于夷的文化区，太行山以西属于夏的文化区。在讲座中，冯时认为，傅斯年的这一论点，今天不管是从考古学研究还是从文字起源的角度分析，都是吻合的，太行山以东的史前文化，和太行山以西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冯时根据考古学和文献学的证据，回顾傅斯年先生早年提出的“夷夏东西说”，很多线索可以得到互证。在太行山以东，上古文明时应属夷文化区，而在太行山以西应该就是夏文化区。如果这能成为一种基本认识，那么破译新石器考古遗存中的图像，就可以突破汉字文化的思维惯性，从夷文化的视角打开新思路。
从空间上看，如果“夷夏东西”这个局面是事实的话，那就意味着太行山以东，北到辽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乃至上游，这一半月形地带可能都属于广义的夷文化区。可为什么现在的彝（夷）人仅分布在西南地区呢？冯时说，华夏族势力的扩张史，也是夷族遭受不断挤压的历史。商周对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不断打击，夷（彝）族文化在此过程中或融合，或南徙，到宋元以后最终偏守一隅，落脚于西南的川、滇、黔、桂等地。
通过对陶寺遗存的分析，冯时指出，夏代早期，以夏启为代表建立了“家天下”王朝，并将文邑作为宫廷，如果这种分析成立的话，我们对上古的文明就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夷夏交胜”“夷夏东西”的格局，随着夏王朝的建立而改变。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夏文字在殷承夏制、周承殷制的接续中，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强劲的发展。这一过程中，统治者为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将文字变成最主要的文治教化工具。
针对冯时所论证的“夷夏东西”说，戴向明指出，前辈考古学者将史前中国，依考古发现，作过文化区的划分，除了夷、夏，还有苗蛮、百越等等，北大的严文明先生甚至划分出八大文化区。这种史前文化的多元，经中原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不断滚动，越滚越大，最后形成“秦汉归为一体”的大一统局面。这里也涉及到如何看待“夷夏东西”文化区的划分粗细问题。
易华赞成冯时关于“夷夏东西”说的论述，并且指出，夷夏不仅有东西之分，还有先后之别。易华认为，早在4000年以前，夷文化在东亚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是到了4000年前左右，夏代开始的时候有了很大的变化，进入青铜时代，东亚文化从相对比较独立自由的发展，到遭受外来文化很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成系统的，并非偶然的小影响。
在总结这场讲座时，梁治平认为，“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的探讨，让我们认识到，文明的丰富性使得文明的界限变得模糊，也很有弹性。
“什么叫华夏？我们所说的炎黄文化，经历了多少改变、多少不同文化的因素的加入？汉族好像在文明演进最高的位置上，如果我们换个角度看，汉文化的形成，其实有许许多多古代遗存下来的民族的巨大贡献。没有这种贡献，汉文明不会是后来的这个样子。”
艺术与人文高端讲座，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自2018年以来面向大众推出的重磅人文讲座，旨在从艺术与人文切入，深度关切中国文化人文精神的回归与重构。（光明日报全媒体记者 杜羽 通讯员 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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