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军费：2020 年预计增长 6.6%，大力投入武器装备建设

全国军费支出与 GDP 以及全国政府公共财政支出高度相关。

2020 年，疫情冲击全球经济，IMF 预测中国 GDP 增速或降至 1.2%。2020 年全国政府财政支出预算及分配项目受到更多因素影响，国防预算支出承压。不过，由于外部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十九大提出的军队现代化建设阶段性目标的要求，2020 年中央国防预算增速目标仍然保持 6.6%，即 12680 亿元，继续保持较高增速。

过去数十年，我国武器装备研制投入大量军费，重点型号终于在近年来逐步定型列装，未来十年有望成为武器装备建设的收获期和井喷期。此外，2020 年是“十三五”的收官之年，伴随着军改接近尾声，或将迎来了军工行业的黄金时代。

军费投入，我们不仅要看“总量”和“结构”，更要重“质量”和“效率”。军费结构优化、使用效率提升、军民融合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将使得军工行业“逆周期”和“高景气度”特点更为凸显。

1.1 中国国防预算编制审批程序

我国国防预算的编制和审批程序如下：

① 国防部门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提出国防费概算，经汇总之后由后勤保障部提出年度国防预算概算， 并报中央军委审定后报送财政部；

② 财政部对中央各部门概算进行测算并综合平衡，然后拟定中央各部门的预算限额指标（国防部门也包含其中），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

③ 明确预算限额指标后，在国防部门中，年度国防预算草案由后勤保障部编制，财政部审核后将其纳入中央预算草案，再经国务院审定后就完成了国防预算草案编制工作；

④ 国防预算作为中央预算的组成部分，以中央预算草案的形式由国务院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

⑤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审查中央预算草案之后，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做出通过中央预算草案的决议，另一种是做出修改中央预算草案的决议。

如果人大会议做出修改的决议，那么根据全国人大批准的预算决议，国务院对中央预算进行修订，然后再下达中央各部门的预算指标。

1.2 中国国防支出变化趋势

根据时代特点，我们将 1989 年至今分为四个阶段：

阶段一，1989 年至 1998 年，改革创新，经济快速发展，GDP 复合增速 19.47%，高于军费增速 15.71 ；

阶段二，1999 年至 2008 年，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并重，GDP 复合增速 15.03，略低于军费增速 16.27；

阶段三，2009 年至 2018 年，高质量，全要素均衡发展，GDP 复合增速 11.38，高于军费增速 9.58。

阶段四，2019 年至今，内部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2019 年中美贸易摩擦呈加剧之势，当年中国 GDP 为 990865 亿元，同比增速 7.79%；全国国防支出 12117 亿元,同比增长 7.42，略低于现价 GDP 增速（7.79）。2020 年，根据预算报告草案，中央国防预算增长目标 6.6%（即 12680 亿元，较 2019 年将增加 781 亿元），远高于 IMF 预测的中国 GDP 增速 1.2%以及两会公布今年中央政府本级预算增速（-0.2%）。

全国公共财政支出项目包括教育、社会保障和教育、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一般公共服务、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公共安全、国防等多个方面。根据公开数据，2018 年，全国国防支出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5.4%，排名第八位；教育是最大支出项目，占比 15.0；社会保障和就业占比 12.4，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占比 7.3。

军费增速与公共财政支出增速的差值一定程度可反映出我国政府对国防建设的支持力度，即“财政支出越少，军费投入越多，则说明国防建设投入力度越大”。

2020 年，受疫情冲击以及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国防预算继续增长 6.6%，中央政府本级预算同比减少0.2 ，两者差值高达 6.8pcts，创近三十年最高值。与此同时，军费的高增长可能会对其他项目的支出预算形成挤出效应。

外部因素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1991 年苏联解体，为了应对国际环境巨变，1992 年全国国防支出增加明显，占当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比例由 1991 年 9.75%增至 1992 年的 10.11%，之后逐年下降，于 2019 年降至 5.07；2007-2009 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为了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大幅增加，占GDP 比例由 2007 年的 18.43%增至 2009 年的 21.89 %，期间国防支出占比下降 0.65pcts。

1.3 中国军费全球第二，约为美国四分之一

2019 年，全国国防支出 12117 亿元，约合 1757 亿美元。根据 SIPRI 数据，2019 年全球军费支出 18681亿美元，中国占比 9.41，全球排名第二，较大幅度领先于其他国家，不过仍然仅相当于美国国防支出 7318亿美元的 24.01%。

2000-2009 年，中国国防支出合计 3492 亿美元，占全球比例 3.14%；

2010-2018 年，中国国防支出合计 11507 亿美元，占全球比例 7.41%；

2019 年，中国国防支出 1757 亿美元，占全球比例 9.41% ；

2020 年，中央国防预算增长目标 6.6 %，即 12680 亿元，预计全球占比将进一步提高。

1.4 中国军费预算管理能力逐渐提高

近年来，中国财政部一般在两会结束后正式公布当年的中央本级军费预算，而国防支出决算则一般在会在次年年中公布。基于以上二者数据求得的国防支出预算及决算增速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国防支出的预算完成率（决算与预算的比值）正在逐年趋近于 100，表明了我国当前军费使用执行力正在逐步加强， 而伴

1.5 中国军费支出结构：倾斜装备投入，武器装备建设跨越式发展

2019 年《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指出，中国国防支出主要由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三部分组成：

① 人员生活费用于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聘用的非现役人员，以及军队供养的离退休干部工资、津贴、伙食、被装、保险、福利、抚恤等；

② 训练维持费用于部队训练、院校教育、工程设施建设维护以及其他日常消耗性支出；

③ 装备费用于武器装备的研究、试验、采购、维修、运输、储存等。

2010-2017 年，国防支出用于装备费的占比逐年提升，由 2010 年的 33.25增至 2017 年的 41.11%（+7.85pcts）。期间，训练维持费占比下降 3.76pcts，人员生活费占比下降 4.09pcts。

2010-2017 年装备费用的复合增速为 13.44 %，大幅超过了国防支出的复合增速 10.06 %；训练维持费和人员生活费复合增速 8.10% 和 8.12% ，低于国防支出复合增速。

其中，2015-2017 年训练维持费增速提升明显，反映出实战化训练投入加大。

随着实战化训练的推进，我们认为训练维持费用将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

航空装备、航天装备和海军装备或是近年我国国防支出投入的重点领域

根据航空工业、中国航发以及航天科工集团公布的相关信息，2013-2018 年，航空与防务业务复合年均增速12.70% ，航天防务及其他业务复合年均增速10.63% ，均超过期间全国军费预算的复合年均增速8.77 %。

军费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推进，军费投向的重点将延续优化武器装备规模结构以及发展新型武器装备的战略方向。

军费投入支持武器装备研发

① 航空产业：“20 系列”航空装备先后列装，标志着中国空军向着“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下一步航空装备的改型发展，甚至是更新一代的航空装备研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② 航天产业：2020 年我国航天产业中的北斗三号导航系统建设、高分专项工程以及探月工程项目将迎来收官，而火星探测计划、登月计划、空间站建设及北斗三号导航应用展开等诸多航天产业新的重大项目也即将开展。

③ 船舶产业：人民海军将加快推进由近海向远海、从岸基到海基、从平台到体系、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战略性转型，形成远近相济、内外衔接、平战结合的新型战略布局。2019 年,国产航母“山东舰”入列， 开启我国双航母时代。随着我国海上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舰船装备、配套设施装备用度需求也将进一步加强。

④ 陆装产业：由于我国是世界上陆上邻国最多、陆上边界线最长、边界问题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周边安全形势复杂，中国对于地面武器装备，尤其是坦克装甲车的需求较大。

⑤ 信息产业：国防信息化涉及领域较广，包括雷达、卫星导航、信息安全、军工通信与军工电子等多方面领域，也因此国防信息化市场空间广阔，近几年我国国防信息化正快速发展，并且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在可得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航空装备增速 ＞ 装备费增速 ＞ 军费支出增速 ＞GDP 增速。

2013-2017 年，现价 GDP 年均复合增速 7.01%，低于军费支出复合增速（7.08% ）；期间，装备费用占军费比例提高了 4.56 个百分点，年均复合增速 9.62%，高于现价 GDP 以及军费的复合增速。在装备类别中， 航空装备 2013-2017 年均复合增速 10.56%，高于装备费用复合增速，说明期间军费支出的重点是装备费用，特别是航空装备领域。

二、一内一外两大因素，共同影响中国军费

我们认为，影响军费投入有一“内”一“外”两大主要因素：国家经济发展和受到的外部安全威胁。

从《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国防建设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① 国防是经济的保障，而经济是国防的基础。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而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又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这也就决定了军费不可避免的与国家经济发展存在关联。

② 伴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争夺资源方面的竞争和战略要地方面的斗争日趋激烈，无论是传统的国防安全问题还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都不断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及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进而直接带来了国家对国防建设的需求。

2.1 内部因素：经济发展决定国防开支

国家经济发展对军费的影响，并非仅存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军费的单方面影响。由于军费同样也会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因此需要将军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视为一个闭合回路来进行分析。

其中，经济发展直接决定了军费的基础及天花板，而军费的支出将对经济发展同时兼具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具体来看，正面影响主要包括军费可以增强社会总需求，以及对非国防领域的人力资源、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及社会安全等四个方面存在的溢出效应；负面影响主要包括军费对其他公共服务支出带来的挤出效应以及对国际贸易平衡的影响。

我国经济发展对军费的影响主要通过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国防支出项目实现，即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决定了财政支出的规模，也就决定了军费规模未来增大的可能性。

国家军费与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明确的正相关性。瓦格纳法则表明，当国民收入增长时，财政支出会以更大比例增长，即政府支出与 GDP 存在正相关性。伴随 GDP 的增长，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将逐渐提高。从图表 13 所示的我国财政支出与 GDP 数据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相关数据走势总体符合瓦格纳法则。因此我们判断，国家军费开支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与国家经济增长也存在明确的正相关性。

军费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反两方面影响

军费对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主要包括对社会总需求的正向作用以及军费使用过程中引起的溢出效应两个层面。

在社会总需求层面，军费支出作为一种正面性财政政策的体现，可以通过设备等物质资本购买增加社会的总需求，充分利用社会闲置的生产能力，并且能够通过乘数效应的作用加大社会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资本存量利用率，从而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增长。

在军费带来的溢出效应层面，军费中的人员生活费、训练维持费和装备费可以对非国防领域的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安全等四个方面产生溢出效应。

军费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军费对其他公共财政项目支出（特别是一些可以影响社会劳动生产效率的项目支出）产生的挤出效应，以及打破国家间的贸易平衡两个层面上。

在挤出效应层面上，我国近年来在国家财政支出中平均占比超 5%的项目包括一般公共服务、国防（即军费）、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以下简称社保与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以下简称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以及交通运输等 9 个支出项目。从 9 个主要财政支出项目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其合计占财政支出比例超过 75，且变动幅度较小。其中，支出占比保持总体稳定增长的项目为城乡社区事务、卫生、农林水事务、社保和就业以及交通运输；支出占比变化较小的为教育和公共安全；支出占比显著下滑的是国防和一般公共服务。

近年来，国家财政支出中的社保与就业、农林水事务、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基本保持了稳定的上涨趋势，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国家加强了对扶贫、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医疗卫生等保障等改善民生相关项目的投入力度所致。

军费和一般公共服务近年来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持续走低，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在国家严控“三公” 经费预算，取消低效无效支出等政策手段下，促使用于保障机关事业单位正常运转，支持各机关单位履行职能，保障各机关部门的项目支出需要等功能的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占比的持续快速下降所致；而军费方面， 与其他世界大国相比，我国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支出的比重、人均国防费均明显处于低位。

在军费对国家贸易平衡影响层面上，军费的增加必然会增加军事设备生产的需求，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先进的生产设备和技术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因此就会加大对武器装备的进口，进口的增加会影响到贸易之间的平衡，从而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基于定性分析及实证研究得到的综合结论

《中国国防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 1952-2012 年的中国军费、经济增长及公共支出之间关系， 提出了我国的军费与公共支出存在“挤出效应”，存在预算权衡关系，即军费的增加是以公共支出的减少作为代价的，同时在长期上，我国的军费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整体上存在负向因果关系；《中国国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通过建立扩展的菲德尔三部门模型，把非国防部门分为非国防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对1982-1993 年，1982-2003 年和 1982-2016 年三个时间段的国防支出、GDP 增长数据进行了相关平稳性检验和回归分析，并得到了以下结论：

① 国防支出和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对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一直为正，国防支出和非国防公共部门都会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需求；

② 国防支出对非国防公共部门产出的影响整体为负，即正的溢出效应小于挤出效应，但是这种整体的负面影响处于减弱的趋势。而国防支出对私人部门产出的影响整体上已经由负转为正，即正的溢出效应从小于挤出效应到逐渐大于挤出效应，国防部门与私人部门在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交流逐步深入，国防支出不仅提供了更加稳定了内外部环境，军用技术民用化进程的加快也给私人部门产生了的经济效益。

结合以对我国经济发展及军费关系的定性分析与以上学术界的实证研究结论，我们做出如下结论：

① 军费（国防支出）作为我国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经济增长存在明确的正相关性；

② 军费可以通过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对社会总需求起到正面促进作用，同时军费对人力资源、科技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安全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③ 军费对非国防公共部门及私人部门存在挤出效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④ 军费增长可能会对国际贸易的平衡有负面影响；

⑤ 在军费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上，基于我国早期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军费对国家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但在我国加大对军民两用技术应用的拓展以及军地人才联合培养力度等政策背景下，军费通过对其他非国防部门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出现超过由挤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趋势。

2.2 外部因素：潜在威胁刺激军费投入

《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逆转，但国际安全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世界并不太平。

一方面，伴随世界经济和战略重心继续向亚太地区转移，亚太地区当前已经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给地区安全带来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不断加强军事装备方面的研究开发，各种新技术和新设备层出不穷，全球军事技术水平发展日趋不平衡。发达国家不断加大军事技术和装备的出口，直接加剧地区之间的冲突和军备竞赛，导致相关国家不断增强国防投入力量保卫国防安全。

目前，从中美军费预算及其占 GDP 的比例变化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我国军费预算与美国差异明显， 一部分原因为中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所致，而从两国军费预算占 GDP 的比例可以看出，还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我国军费预算占 GDP 比例显著低于美国。

《中国国防支出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中对我国国防支出与国际军事大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在 1961-2012 年的国防支出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排名前三的军事大国，与其他军事大国之间在国防支出上是具有紧密联系的。其中，美国的国防支出会对我国军费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美国的国防支出对我国军费存在正相关性。

我们认为，出现该现象的主要原因包含两方面：一方面，国际战略竞争呈上升之势。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同时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强化亚太军事同盟， 加大军事部署和干预力度，给亚太安全增添复杂因素；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机械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军事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而美国不断在进行军事技术和体制创新，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综上，在此背景下，美国的国防支出必然会对中国的军费产生显著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形势报告（2020）》判断，2020 年全球形势和世界格局将表现出八大趋势：全球经济进入超低利率时代、全球治理中利益博弈日趋激烈、区域和双边合作快速推进、国际战略和安全领域的东西方割裂趋势加剧、各国在网络空间的角力更加凸显、科技竞争更加激烈、核扩散风险上升、极端主义行为呈国际化趋势。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背景下，美国等少数国家一些政客或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试图转移视线、推卸责任，或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等因素，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制造舆论，对中国进行抹黑。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声称中方隐瞒疫情导致病毒蔓延至全世界，美国应向中方索赔，以上事件表明部分美国政客以疫情为借口，表现出了对我国的“敌意”；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威胁就涉港国安立法制裁中国，意图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商务部再次将 33 家中国企业、高校和政府机构列入“实体清单”。以上事件也表明此次疫情或将会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催化剂，国际形势将更加复杂多变。“逆全球化”及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可能性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国军费受到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国防支出的影响可能将持续加深。

三、中国军费全球第二，二十年增长十倍

根据 SIPRI 数据，2019 年全球军费支出 186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25%，相较 2000 年增长 152.63%。

2019 年，全球军费前十名国家依次为：美国（7318 亿美元）、中国（1757 亿美元）、印度（711 亿美元）、俄罗斯（651 亿美元）、沙特（619 亿美元）、法国（501 亿美元）、德国（493 亿美元）、英国（487 亿美元）、日本（476 亿美元）和韩国（439 亿美元）。其中，美国军费占全球的 41.12%。

2000 年至 2019 年，全球军费支出合计 28.51 万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速 5.00%。其中，北美、欧洲及亚洲由于经济体量较大，是全球军费支出重要区域，分别占比 42.85%、21.76% 和 20.27%。

美国累计支出 11.88 万亿美元，占北美洲 97.30 %，占全球 41.69% ，大幅领先于其他国家。

3.1 中国军费累计投入远低于美国

为了应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军费长期保持着相对较高的增速，2019 年全国国防支出 1757 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位。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几个军事强国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中国与其累计军费投入对比情况如下：

① 2019 年中国军费相当于美国军费的 24.01%；2000 年中国军费相当于美国的 4.56%。2019 年相较于2000 年已经提高了 19.45pcts；2000-2019 年，美国军费累计投入 11.88 万亿美元，是中国 1.68 万亿美元的 7.09 倍，投入远多于中国；

② 日本 2000 年军费投入 455 亿美元，2019 年增至 476 亿美元，年均增幅 2.38%，增速较低。2007 年中国国防投入首次超过日本；2019 年中国中央国防预算已经是日本军费的 3.69 倍；2000-2019 年，日本累计投入 9372 亿美元，是中国累计投入的 55.93%；

③ 由于地缘政治等原因，俄罗斯保持着一定规模的军费投入，2000-2019 年累计 9980 亿美元，是中国的 59.56%。不过，俄罗斯的经济相对较差，2019 年 GDP 按平均汇率折算仅为 1.69 万亿美元，是中国 GDP（14.4 万亿美元）的 11.74%；

④ 2019 年印度军费投入 711 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 40.48% ；2000-2019 年期间，印度军费年均增速8.81%，累计 7783 亿美元，相较中国军费投入差距较大。

3.2 中国人均军费投入不足

在人均国防支出方面，美国是绝对的世界第一，2000-2019 年累计人均投入 38486 美元；其次是英国， 人均投入 16711 美元；中国和印度相对较少，分别为 1230 美元和 619 美元。

中国人口规模庞大，过去二十年，虽然国防支出已经成为全球第二位，但是人均累计支出仅为 1230 美元。2000-2004 年，人均累计投入 80 美元，占 2000-2019 年期间人均累计投入的 6.46%；2015-2019 年，人均投入 571 美元，占比 46.45%。

3.3 经济高速增长，军费负担相对合理或偏小

美国 2001-2011 年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军费持续增加。2001 年军费占GDP 及政府财政支出比例分别为 3.1%和 9.6%，于 2011 年分别增至 4.8%和 12.4%。

2019 年底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总额高达 7380 亿美元，比上一财年增长约 2.8%，其中 6584 亿美元被批准用于国防项目基本支出，715 亿美元用于海外军事活动。

不过，考虑到疫情的冲击以及海外军事活动的减少，我们预计美国国防支出实际金额可能会少于预算。

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被要求不能拥有军队，仅保留自卫队，所以军费负担相对最轻。过去二十年（2000-2019 年），日本每年国防支出占 GDP 比例均保持在 0.9%左右，占政府财政支出比例保持 2.5%左右。

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俄罗斯先后参与了多场中东战局以及乌克兰边境战争，国防负担相对较重。特别是 2015 年，叙利亚请求俄罗斯出兵打击恐怖主义，卢布大幅贬值。以美元计价，俄罗斯军费 2016 年国防支出同比增长 4.26%，占 GDP 和政府财政支出比例达到历史新高，分别为 5.5%和 14.8%。

印度与中国都是新兴经济大国家，军费投入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占 GDP 及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相对稳定。

2010-2019 年，我国国防支出增长较快，年均复合增速 9.10%，远高于印度（4.94%）和俄罗斯（1.15%）。由于中东战争以及汇率波动等原因，期间，美国和日本军费年均复合增速均为负值，分别为-0.09 %和-1.52%。不过相比于不断扩大的经济总量规模，中国军费负担仍然相对较轻。2019 年，国防预算占 GDP 比例 1.22 %，低于俄罗斯、美国、印度的军费负担。

3.4 军费长期投入促使军贸业务实现顺差

我国军费在武器装备方面的长期投入，国产装备质量和种类均获得了显著的提升。根据 SIPRI 的军贸趋势指标，中国军贸进出口实现此消彼长的趋势。2000-2009 年，中国军贸逆差 194.74 亿元；2010-2019 年，实现顺差 32.83 亿美元。

中国 2010-2019 年军贸进口 123.98 亿美元，相较于 2000-2009 年期间（251.82 亿美元）下降 50.77 %，主要是航空飞机、导弹及舰船进口规模大幅下降。

中国 2010-2019 年军贸出口 156.81 亿美元，相较于 2000-2009 年期间（57.08 亿美元）增长 174.72% ， 主要是航空飞机、舰船、装甲车辆出口规模大幅增加。

四、有关军费的几个判断

4.1 对全球军费的判断：疫情扩散冲击全球经济，2020 年全球军费或将显著下滑

伴随 2020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全球经济增长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根据 2020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在《世界经济展望》的报告数据，新冠肺炎疫情将严重影响全球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其中，世界各国和经济体 2020 年 GDP 增长率预测如图表 30 所示。可以看出，IMF 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急剧收缩 3%。

我们发现，一方面，2020 年全球 GDP 增速预测值较 2009 年金融危机叠加 H1N1 疫情时期全球 GDP（世界银行公布 2009 年全球 GDP 同比下滑 1.68）出现的下滑更为严重，而在 2009 年全球 GDP 出现下滑背景下，全球军费增速仅为 3.81%，较 2008 年下降了 9.22 个百分点；另一方面，此次 IMF 对 2020 年西方发达国家的 GDP 增速预测为-6.10%，远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综上，我们预计，2020 年全球军费增速将伴随 GDP 增速，呈现同步下滑趋势，特别是部分发达国家的军费增速或将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

4.2 对中国军费投入的判断：我国军费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呈现出抗周期、逆周期特性

结合第二章对影响我国军费因素的分析，对我国军费产生影响的因素可以汇总如图表 31 所示。

综合前文并结合当前我国所处的环境以及经济发展状况，我们做出以下判断：

① 我国提高了对现代化武器装备体系的建设力度，将促使军费通过购买生产要素和原材料等对社会总需求产生的正面效应持续增长。

② 当前，在我国加大了军民两用设施、技术的推广以及军地人才双向培养的力度背景下，军费对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科学技术以及社会安全带来的溢出效应将持续增长。

③ 不考虑军费，2010 年以来，国家财政支出中平均占比超 5%的 8 个项目（分别为一般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社保与就业、卫生、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及交通运输）合计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总体保持了增长态势（见图表 32），在未来国际局势不出现巨大变化背景下，我们判断这 8 个项目支出合计占比还将延续总体稳定增长态势。

④ 军费增长可能会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平衡有负面影响，但伴随我国国防科技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家对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视，这种负面影响将会被持续削弱。

⑤ 在军费对经济发展的整体影响上，我国早期经济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军费对国家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负面影响，但在我国加大对军民两用技术应用的拓展以及军地人才联合培养等政策背景下，军费对其他非国防部门的溢出效应带来的正面影响已经开始呈现超过挤出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趋势，从长期看， 我国军费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的整体负面影响将逐渐削弱，甚至有望转为整体正面影响。

⑥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 GDP 增速或明显下滑，但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在全球疫情好转后，我国 GDP 有望出现恢复性增长，公共财政支出占 GDP 比例也将继续遵循瓦格纳法则，与 GDP 保持同步增长，军费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也将与国家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性。

⑦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美国 2020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其中美国 2020 年被授权国防支出达 7380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创美国近 18 年来，国防授权法案通过的国防支出历史新高，同时，结合相关实证研究结果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美国部分政客对我国表现出的敌意，我们判断，美国国防支出预算将持续维持稳定的增长，而其对我国军费增长的影响或将加深。

基于以上 7 个判断，我们选取了中国 GDP 同比增速（测算年份前一年）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量化指标； 8 个主要公共财政支出项目占国家财政支出比例作为衡量我国军费对其他非国防财政支出项目综合影响的量化指标；美国国防支出预算的增速作为我国军费受到外部影响的量化指标。我们将以上三个指标视为自变量，中国军费增速视为因变量，基于 2007-2018 年的宏观数据对我国未来的军费增速建立了符合我们判断结论的军费增速预测模型。

通过该模型，我们对 2007-2025 年我国军费增速进行了测算，结果如图表 33 所示，可以看出，该模型在 2007-2019 年的军费增速预测结果与真实军费增速符合较好，而对 2021-2025 年军费增速预测的结果表明，我国未来军费增速将保持中高速增长。

基于本文提出的军费增速预测模型对我国未来五年的军费进行测算，结果如图表 34 所示，可以看出，我国军费将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在 2025 年或将达到 16427 亿元。

4.3 对中国军费结构的判断：装备费用占比持续提升，航空航天或将成为重点投入领域

在我国军费保持稳定健康的增长背景下，我国武器装备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根据我国在 2019 年7 月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中的披露，我国机械化建设任务尚未完成，信息化水平亟待提高，军事安全面临技术突袭和技术代差被拉大的风险，军队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而军费构成中的装备费用占比逐年提升，则表明我国在不断加大对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力度。

从我国军工装备研发制造主体，十大军工央企披露的数据来看，2013-2018 年，我国航空航天装备生产主体航空工业、中国航发以及航天科工集团的航空与防务业务、航天防务及其他业务收入复合年均增速均超过期间全国军费的复合年均增速，凸显出我国军费投向的重点在于优化武器装备规模结构以及发展新型武器装备。同时，基于 4.2 节对 2021-2025 年军费的增速预测结果，假设我国装备费用占军费比例在2025 年可以达到 45%，对 2020-2025 年装备费用增速的预测结果如图表 35 所示。

我国武器装备研制投入大量军费，国产装备质量获得了显著的提升，并且军贸已经实现顺差，重点型号终于近年来逐步定型列装，未来十年有望成为武器装备建设的收获期和井喷期。

4.4 对军费使用效率的判断：多项改革措施促使军费整体使用效率稳步提升

近年来，我国陆续开展和推进国防和军队改革、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军工央企深化改革以及鼓励民参军企业参与军工配套等举措，均有助于我国军费整体使用效率实现稳步提升。其中，各项改革措施与军费使用效率提升的逻辑关系如图表 36 所示。

具体来看，国防和军队改革方面，截至目前，前两轮军改的目标计划基本实现，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已阶段性完成，当前处在改革深化阶段。此轮军改已进入中后期，各领域各系统主干政策制度改革，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基本框架。伴随军改的持续深入，对我国军费使用效率提升的力度也将不断加强。

军工央企方面，在中央企业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十大军工央企作为我国国防军工各领域中的研发、设计及生产的骨干力量，也在持续推进改革进程，剑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而在军工央企改革路径中的四个维度将有效激发军工央企的创新活力，实现军工装备制造的提质增效。

民参军企业方面，聚焦主业是近几年军工央企主要发展重心之一，伴随军工央企对主业的不断聚焦， 一些配套业务将逐步剥离，转移给民营公司，同时“小核心、大协作”逐步成为了军工央企的战略定位， 为民参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增加了民参军企业配套业务的市场空间。由于可以发挥灵活的机制，实现较好的成本控制的优质民参军企业一般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在其扩大市场规模，取得更多军工装备配套订单的同时，也将促进军工装备生产的降本增效，进而提升军工装备费用的使用效率。

军品定价机制改革方面，军品定价议价规则等价格改革是解决当前成本加成定价体制下军工企业盈利能力过低、提高收益率的关键环节，而军工企业在实现“有利可图”的同时，也可以采取更多的激励措施激发企业活力，增强技术创新力度，进而促使军工装备制造劳动生产率实现提升。

综上，我们判断，伴随我国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军品定价机制改革、军工央企深化改革以及鼓励民参军企业参与军工配套等举措的推进，我国军费的使用效率将不断稳定提升。

（报告观点属于原作者，仅供参考。报告来源：中航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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