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胡耀邦广受人们爱戴和怀念呢？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两个层面来看。世人皆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在胡耀邦支持下刊登的。这一思想提出后迅速冲破“两个凡是”，掀起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引发思想解放运动和其后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国家得以迈上发展的正常轨道，无数人民也因此受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和多位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而写成。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对这篇文章很赞赏，认为这是一篇抓住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稿件经由《理论动态》组修改后，送给胡耀邦过目。在胡耀邦的指导和审定下，5月10日，文章在《理论动态》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次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
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给胡耀邦施加了很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各种方式，遏止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胡耀邦后来回忆这一段的情况时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不太明朗。”1915年11月湖南省浏阳县，一个孩子哇哇落地，父母希望他能成大器，邦国安定，人民斯乐，于是为他取名为胡耀邦，字国光。这是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但父母却深明大义，爱国如家，父亲投身反帝、封建斗争，裹小脚的母亲则投身破除歧视妇女运动。父母教育他要以“正派做人”为原则，家庭的熏陶造就了他，光明磊落、忠心爱国的品格。他5岁时，入私塾学习，后又到里仁小学求学。12岁时，秋收起义爆发，工农革命军部队在他学校集合，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毛泽东。14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共青年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踏上革命的道路。年仅19岁，他就参加了长征，当时周总理都曾劝他回家，因为长征艰难无比，他营养不良瘦弱无比，去了就是送死，可他却坚决要走。一路上，他不停地鼓励战友们，战斗时，他总冲在最前面抢救伤员，他曾中弹负伤，差点一命呜呼，至今还有弹片在他身体里未能取出。不到24岁，他就被毛泽东亲自推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打仗时，他每次都冲到最前线赴汤蹈火，保卫张家口、解放石家庄、太原等，许多重要红军战役都有他的身影。1949年，当年的红小鬼已步入而立之年，34岁前，他为共产党出生入死，34岁后，他又为共产党建设新中国呕心沥血。他的人生，可以说就是新中国的成长史。35岁时，他担任川北党委书记、行政公署主任和军区政委，是“中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刚一上任，他就面临了一次强拆事件，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的他，到南充市市政府办公楼施工工地视察时，许多拆迁户围住了他，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批评政府的一些做法。他了解实情后，当即指示停止施工，不准拆迁。并于1月10日致信南充市长，信中说：“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应向人民群众做检讨”。1952年，周总理亲自点名让他进京，担任中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第一书记。1957年8月1日，胡耀邦与苏联共青团中央委员拉兹杜霍夫在中国植树1962年，他带职下放到陕西，那时陕西一穷二白、生产落后，他为解决这些问题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久后人民惊呼：“陕西肥了，耀邦瘦了！”
1964年，在共青团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合影
1966年，“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来袭，他是最早被拉出来批斗的中央委员，被大规模围攻，被打得在地上打滚，但他仍宁折不弯，正气凛然，从来不为保全自己去整人。之后，他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过，受尽屈辱。直到毛突然发话说：“胡耀邦是苦孩子出身，我了解他，他能有什么问题呀！”他才终于被释放。1975年，60岁的他重新出山了。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还悄悄地取消了以“五类分子”为代表的贱民阶层。中国“五类分子”及其子女当时估计上亿。胡耀邦的这个贡献，不亚于林肯解放黑奴。因此胡耀邦逝世后，人民群众自发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至今。那知识分子为何爱戴胡耀邦？繁荣、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是文艺青年白衣飘飘的时代，至今让无数知识分子怀念不已。
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邀请物理学家吴仲华教授，为党中央与国务院领导讲授能源学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胡耀邦一生好读书，重视知识，尤其重视有知识的人。他常讲要爱护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平反，并尽力保护他们不被挨整，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作家白桦回忆说：“一九七九年冬天，我在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以后，国内外许多媒体都作了报道。胡耀邦看了这篇讲话以后，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他认为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并重申他的一贯主张：再也不能以一个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于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胡耀邦上任总书记不久，就遇到“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大批判——对白桦所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他强调：“要把文艺界正在进行的对电影剧本《苦恋》的批判做好。白桦同志还是写了好的作品……”后来，他又对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说：“《苦恋》的事应该了结了。”正是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次批评嘎然而止，此后在他的任期内没再有对知识分子的大批判。
1980年2月，他参加全国剧本创作会。在讲话中，他特别指出，要爱护文艺队伍。说到激动处站起来，含泪举着攥紧的拳头，提高声调说：“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冰心在胡耀邦去世后评价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鲜为人知的是，胡耀邦却是，最早提出中国改革开放理论的人，并率先提出开发我国西部的战略构想，他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是他倾注全力推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他冲破层层阻力打开改革开放的局面，也是他遏制了当时否定特区的喧嚣声浪，他不仅提出了经济改革，更提出了政治改革。
1980年，他走到了权力顶峰，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他说自己没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他当上最高领导人以后，仍然是老样子的朴素。他不搞特殊，不摆架子，去任何地方视察，途中都不乘小车，坚持和大家挤在面包车内。在任何地方吃饭，他都会付钱。许多官员升官后，会给家乡一些福利和特殊，可他对家乡人却十分“苛刻”，从不为家乡特殊谋取利益。他还为亲友立下了“两不准”：不准亲友上京找他办事；不准亲友打他的招牌出去办事。就连他的亲哥哥也没有特殊待遇，他的哥哥一直是个农民，上北京找他也还是要去坐火车的。他郑重地对家人说：谁要是利用我的招牌和地位，在外面做错事，谁就自己负责任，我是不会出面讲情的。他曾说，我们的历史是光眀的，还是阴暗的，是光彩的，还是不光彩的，身矮能容月，位高不染尘，他将一片丹心赋予千秋，付于人民，顶天立地，无愧人生，昂首向天歌！“邦国安定，人民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