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经济网报道，经济学专家刘世锦表示，国内疫情已受良好控制，经济此前受到一定程度影响，目前正逐步恢复，但一季度情况仍不乐观。原来估计，二季度恢复正常增长，三四季度加一把劲，有可能大部甚至全部补上一季度的增长缺口。
但从近期情况看，美欧等国疫情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政府应对由前期的宽松模式被迫转为某种严控模式，经济部分或几乎全部出现停摆。美欧二季度负增长已成定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问题只是多大程度。资本市场大幅下跌后，是否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还需要观察，但可能性明显上升。除发达国家外，发展中国家经济会不会出大的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在海外疫情应对模式下，即使回落，恐怕难以像中国这样短期内清零，会不会出现一个长的尾部。若如此，疫情将会延续到下半年，甚至是跨年度的，对经济冲击就不是短期的。
全球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说疫情对经济的第一波冲击是一季度的阶段性停摆，第二波冲击将会是此后两三个季度的外贸大幅下滑，或许还有金融冲击。这样对大的增长格局需要重新评估。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稳住，保持一个适度的正增长，就是很大的胜利。
这次疫情引起的经济下滑与以往由于经济内部出问题导致的下滑明显不同，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集中于“恢复”“救助”“避险”。
“恢复”就是把被疫情打断了的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恢复起来。近期复工复产中的困难，有人说是需求问题，有人说是供给问题，其实两边都有问题，因为循环链条给打断了。“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这也是恢复经济秩序的一个部分。“避险”就是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可能引起的风险，防止老矛盾引出新问题。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产业循环和经济秩序，重点是使受冲击最大的服务业转起来。对疫情已不是当初的未知状态，应能说“可防可控”了。重点放在防止外部输入上，即便出现个别病例，应完全有能力控制。要防止把过度防控等同于政治正确的倾向。
货币政策应注重两个目标，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充足的流动性；二是适度降低融资成本。近期央行已经采取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还有较大政策空间。这一点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纾困，通过减免税费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对疫情冲击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无工作即无收入的人群，可以采取直接发放货币补贴的方式。
新基建前程远大，但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
近期热炒的“新基建”，与中央原有的提法已大幅扩容。要防止把新基建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
新基建的内容，有关媒体列了七项。城市轨道交通、特高压其实是搞了多年的老基建了。城市轨道交通，也通常说的地铁，改革开放前就有了。前几年有的地方轨道交通项目被国家叫停，原因是超出实际需求且负债过高；特高压优缺点都较明显，此前也有不小争议。把这两项算进去，确实勉强了。5G和充电桩很有前景，但要与服务对象的增长相适应。5G应用已经起步，但深度使用需要垂直领域应用场景的逐步拓展，这一点华为的任正非先生有清醒认识，说的很到位。充电桩所服务的电动汽车面临着补贴退坡，当下正处在一个发展的瓶颈期。至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都属于信息产业或其中某个细分领域多少具有平台特性的部分，贴一个“基础设施”的标签未尝不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称其为数字基建。
重要的是，一定明确作为新基建主体的数字基建与“铁公机”类的老基建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的明显区别。
首先，数字基建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是公共产品，是企业经营的商品（或经济学所说的私人产品），而老基建大部分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其次，相应地，主要由企业投资而非政府投资建设。企业投资就会有硬的预算约束，要讲究投资回报；
再次，也是非常重要但很少被提及的一条， 新基建大都是成长中新技术，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不确定强，投资风险更大。一旦选择失误，大量投资就可能打了水漂，所以较多采取风险投资方式。相比之下，老基建虽然也有低效率问题，但通常确定性强，比如从市区到机场，修一条高速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
把这些问题说清楚了，政府在此过程中应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新基建前程远大，真心要把新基建搞好，首先要给其营造一个正常的发展环境，主要是企业自主决策，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不添乱，多包容，重点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信息服务，提升相关人力资本。
以数字基建为主的新基建，本质上属于新技术驱动的新产业，发展快一点还是慢一点，要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大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工具；要防止一哄而起，“运动式增长”，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烂尾工程；也不需要受到某种产业政策的照顾，拿补贴、吃偏饭，搞出新的不公平竞争；少一些概念炒作，多一些专业深度研究，即使资本市场需要概念，也应遵守客观、专业、审慎原则，否则投资者是会受到伤害的。这方面以往的教训太多了，如能有所汲取，将有助于把新基建这件好事办好，在高质量时代有所进步。
着眼点、立足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性潜能
经济遇到困难就想到用刺激政策，除此之外，还有没有更合理且管用的办法？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要有一个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过去十年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到去年为止，增速还在6%以上；逐步转入中速增长平台后，今后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速。这样的增速明显高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前段时间讨论中国经济增速，一种观点主张通过大力度刺激政策“保六”。如果中国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靠的刺激政策，那么发达经济体这些年空前宽松的宏观政策至少也应该将其增速搞到6%以上。我曾经用一个例子说明宏观政策的作用，假定宏观经济如同一个水深2米的泳池，水面会出现波动，宏观政策可以使这种波动减小，但水深由2米变成1.5米或1米，或者反过来，由1米升到1.5米或2米，宏观政策是无能为力的，而要靠结构性潜能。
中国经济远高于发达经济体的增速，主要靠的是结构性潜能。这种结构性潜能，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通俗地说，是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在中国高速增长期的相当长时期内，高增长靠的是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由基建、房地产、出口等驱动。经济由高速转到中速，这些结构性潜能逐步减弱。转入中速增长期后，需要有新的结构性潜能替代，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增长动能转换。
发达经济体增长对宏观刺激政策有更多依赖，因为它们的结构性潜能已经很少了，增长主要靠更新性需求拉动，如房子破了，需要翻修；汽车老了，换个新的，等等，靠边际更新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速相对高一些，一是有创新，大部分创新首先出现的美国；二是过去一些年有移民，带来了更多的需求和低成本供给。
所以，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不论是短期内应对疫情冲击稳增长，还是未来一个时期保持中速增长，着眼点、立足点都应转到结构性潜能。我们还有结构性潜能可用，还没有到山穷水尽、不得不主要依赖了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在促进增长意义上，这类政策仍是短期和相对次要的，且应与结构性潜能相配合。平时都在讲中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但一遇到问题还是盯住刺激政策，多少有点令人费解。正因为如此，调整观察和解决问题思路是必要的。
建设都市圈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项
进入中速增长期后，结构性潜能的内容将发生很大变化。从空间角度看，今后五到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潜能就是都市圈和城市群加快发展。
近几年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特点是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向一线城市、几大经济圈和内地若干中心城市集聚，既包括农村进城，更多地则是由其他城市转向中心城市。农村结构、城乡结构和城市结构都在经历着未曾有过的历史性变迁。据有关研究，数万个村庄正在消失，上百个城市人口减少，处在收缩状态。
集聚效应加强、生产率提升，是城市化进程的一幅画面，另一幅画面则是已有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内部结构性矛盾加剧，甚至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
房价飙升，一些城市房价进入全球高房价前列。由于房价是城市的基础价格，房价升高必然带高城市运营成本，各类产业竞争力相应受损。高房价吸收了大量社会购买力，脱实向虚的资源流向长期难以扭转。
制造业和部分服务业由于成本压力不得不从城市核心区退出，又面临着既要降低成本，又不能远离供应链网络的两难选择。有些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配置，一个典型案例是华为的部分业务由深圳转到东莞的松山湖，但大量企业未必有这样好的机会和条件。
城市的老龄化加快，以北京为例，2019年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350万人，为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部分人口基本上不需要早起晚归上班了，很多人想到郊区找一个面积大一点、成本低一点、环境好一点的生活居所，但难以如愿。与此同时，大量年轻人在城市核心区买不起房，不得不到边远地区租房买房，每天上下班承受很大通勤压力。
随着城市核心区人口密度增加，除了高房价外，拥堵、污染、生活环境品质下降等城市负外部性增加，居民的实际生活质量感受与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并不对应。面对严重雾霾，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吃饱了、穿暖了，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为什么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反而难了。
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60%，还有大约20个百分点的上升空间。如果上述结构性矛盾无法解决或有所缓解，作为集聚效率最高的大型超大型城市，对将要进城的农村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已经腾不出多少空间了。事实上，近些年来这样的空间正在被压缩。
显然，我们正面临着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提高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与既有城市结构性矛盾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冲突的夹缝中，加快建设都市圈是一个必然选项。
从国际经验看，发达经济体在与中国目前相似阶段，也出现了人口从城市核心区向郊区流动的态势，带动了大都市圈的逐步形成。有些地区，若干都市圈相互连接，进一步形成大经济区或城市群。
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当然，不同地理环境有较大弹性），发展起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从增长动能角度看，小镇小城需要新建改建大量居民住宅、公共基础设施，小镇小城之间用轨道交通等连接，产业聚集的小镇小城也要有制造业投资，这些都会形成可观的需求增长空间。
产业结构将会在空间调整重组。对成本敏感的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企业转至都市圈的小镇小城，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亦可继续分享城市专业化分工体系的好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和其他产业分布于城市核心区。由于产业发展已经进入分化重组、市场份额和利润向头部企业集中的阶段，都市圈的产业布局将有明显地域专业化、集中化特色，且集聚主要头部企业，一哄而起、遍地开花的可能性不大。
人口就业居住结构也得发生重要改变。城市核心区相当数量已退出一线工作岗位的老龄化人口可转至小镇小城，并形成养老特色的新社区。由核心区转到小镇小城的部分产业带走配套的就业人口。与此同时，都市圈的小镇小城可吸收大量农村进城和其他城市转入的人口。
如果把都市圈发展仅仅理解为扩大需求、调整产业和人口布局，那就低估了其应有的潜能和意义。在技术进步、绿色发展的大背景下，这一轮都市圈发展应该也完全可以不重复发达国家的老路，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绿色发展新路。从城市规划、能源、交通、建筑到各类产业发展，都可以采用绿色发展的理念、技术、工艺、材料、设备、方法等，如无废城市、海绵城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被动式建筑、新型空调等。在资金筹措上，采取绿色融资办法。还可积极探索生态资本服务价值核算方法，使之可度量、可货币化、可交易，推动绿色发展由主要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转向企业个人能够日常进行的经济行为。
绿色发展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为本。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划出一些特殊区域和特殊红线是必要的，但不意味着除此之外的其他区域特别是城市区域就可以放任不管了。城市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地方，生态环境状况对人们生活质量更为直接密切的关系。国际上的有关成功案例表明，在城镇居民住宅区，不仅社区范围内要增加植被，建筑物的表面、顶部、阳台以至室内，都可以不同方式绿化，形成新的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系统。目前城市核心区的一些居民尤其老龄人口有到都市圈小镇小城居住的需求，一个重要意愿就是房前屋后种花种菜种草，与自然亲密接触，提高生活质量。
概括地说，都市圈发展通过疏解核心城市的结构性矛盾、扩展城市化空间，小分散、大集中，实现大城市超大城市的转型升级。都市圈的发展，重点是那个“圈”的发展，通过“圈”与核心城区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提升城市发展的空间、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具体说，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制造业在降成本的基础上提高专业化水平；有利于人口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居住环境和生活品质；有利于职住平衡，减缓拥堵、污染和通勤压力；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他外来人口改进居住条件，获取应有的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提高已有产能利用率，形成重要的经济增长新动能；有利于带动创新和绿色发展，促进生产生活转向高质量、可持续、有韧性的新发展方式。
推出作为快变量的建设都市圈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
相对于短期刺激政策，改革通常被认为是慢变量。事实证明，在特定时期，如果相关条件基本具备，与发展方向契合的改革措施也可以成为快变量，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改革措施所激发的增长动能不仅体量更大，而且效率更高、可持续性更强。在此意义上，可以考虑推出建设都市圈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要点如下。
——有关城市，重点是人口持续流入、发展潜能大的大城市或城市群，加快制定或修订都市圈建设规划，并尽早公布，起到提振信心、稳定预期的作用；
——开工建设一批前期准备充分的都市圈轨道交通、通信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制定规划，并着手分期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
——推动农地入市、宅基地流转，选择若干小镇，开展核心城市老龄人口下乡养老社区建设试点；
——引导、鼓励核心城市内相关制造业、服务业企业疏解至都市圈低成本区域，通过产业集聚、转型升级，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突出的专业化小镇；
——相应加快都市圈小镇小城商场、餐饮旅馆、教育、医疗卫生、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基本公共服务和配套商业服务设施的建设；
——调整户籍政策和其他人口流动管理政策，为外来人口在都市圈小镇小城安居乐业、就业创业营造有利环境；
——相应推动与建设都市圈相关的各项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初步估算，都市圈建设每年能够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至少0.5到1个百分点的增长动能，不仅为应对疫情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速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支撑。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作者：刘世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