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炒注：文明的成长是个别创造者或少数创造性群体的工作。——汤因比

如果说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是欧洲冲破中世纪的旧三驾马车，那么，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则是欧洲迈向现代文明的新三驾马车。现在我们来看最后的法国大革命。

直接上结论，法国大革命是知识分子做思想准备、平民负责实践，这种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暴烈，形成了鲜明对比。长期受到不平等对待的平民，使之成为欧洲有史以来最激烈、最彻底的一次革命。

实际上，世界上的绝大部分革命是贵族或精英推动的，要弄懂法国大革命，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问题：法国的贵族干嘛去了？

因为如果贵族还有控制力，轮不到平民出来革命，至少不会如此激进地把旧事物砸个稀巴烂。

<关于法国大革命，我会用至少3篇讲述，咱们把问题一个个来>

一、等级森严的社会体制

法国贵族分两种：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

贵族是专制的天敌。法国一直是欧洲专制程度最高的国家，详见《英法两国的分道扬镳，专制与宪政的财政解读》系列4篇。

那么，法国是如何处理王权与贵族的关系的呢？

代表旧势力的封建贵族，是专制路上的第一个障碍。中国皇帝通过科举制，用200年的时间将贵族化解于无形；法国则用了一个笨和易的方法：

用经济特权换取他们的政治权力。

封建贵族的封建特权保持不变，还赐予你免税特权，并且这些特权可以世世代代地传递下去。你们只需不参与政事即可。

贵族心想：我参与政治不就为了这些特权吗？现在这些东西已经到手，那我还费那么大心思搞政治干嘛？

这就有点类似于老板跟你说：工资照发，还给你涨点，你只需要做到不要来上班烦我就行。你干不干？傻子才不干呢？对吧。

他们这些人的祖上，与国王的祖上，都是一起打江山征服法国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贵二代”，国王就是他们的政治庇护。

路易十四与贵族们

国王有了权，现在还需要钱，才能实施自己的大项目。于是将手伸向了平民中的富裕阶层——资产阶级。当然不是抢了，毕竟这不可持续，而是简单粗暴的卖官鬻爵。

向国王缴纳一笔高昂的费用，就能成为政府官员，获得一些特权。

然后每年还要缴纳1/60的官职税，到时候凭借完税证明就可以转售或传给后代。

有些任职满20年就能获贵族头衔，也有些要付出两三代人的时间。

他们主要担任各级法院的法官，负责地方的司法、行政等事务。显然，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浑水摸鱼，上下其手，聚敛财富，过上轻松的豪华生活。

无论是否获得贵族称号，我们都将这部分买官的人称之为“商业贵族”。当然，做官之后，他们就对经商和新兴产业没了兴趣，那样来钱慢，而且风险高，远远比不上权钱交易来得爽。

这就叫资产阶级贵族化，与英国的贵族资产阶级化相反。

在社会结构上，到18世纪90年代，法国总人口2700万，贵族仅占3%，其中封建贵族35万，占1.3%，商业贵族接近50万，占1.7%，但他们占据了1/3的土地和全国绝大部分财富。这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

而且，他们是免税的，国家税赋就全落到了平民身上。

国王需要增强国家实力，但商人和商业在这个国家不受尊重，政府出面来扶持和保护工商业，就很必需。因此法国在经济领域奉行严格的国家主义，由国家制定经济政策，控制所有经济资源。

波旁王朝的名臣，像黎塞留、科尔伯特，都是国有经济大师。

这就导致，平民很难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财富大都流向了政府，贵族成为背后的最大受益者。

贵族成为法国无可争议的精英。

但很可惜的是，这个精英族群是堕落和分裂的。

二、封建贵族的种姓化与贫困化

法国封建贵族的特点是，彻底丧失了政治权力，却收获了更多的经济特权；财富明明在缩水，内心却越来越骄傲，圈子越来越封闭。

1、不干活光拿钱的“贵二代”

冯小刚曾说过：生活上贵族基本上一群废物，除了生孩子亲力亲为，吃饭不用人喂，其他的，不能自理。这句话简直是为法国封建贵族量身打造的。

这帮人最特殊的在于，赚钱都不用自己动手，会有人亲自送上来。当其他国家的贵族还需要琢磨着怎么统治下属时，法国贵族压根就没这个烦恼，国王政府替他们干完了。

封建贵族就这样彻底退出政治领域和商业领域，靠着古老的封建权力维持收入。于是，封建贵族就被国王调教成了一帮一无是处的废物。

对“贵二代”而言，这种不动手不动脑的收入模式，看似很爽，其实也有弊端。那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带来思维的退化和精神的丧失，越来越跟不上社会的赚钱潮流。

一年不上班都感觉不认识这个世界了，更何况一辈子不用上班呢！

而且，经济发展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像土地租金这样的一些固定收入，是下滑的。

为了维持体面，贵族便将土地一块一块卖给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也使得他们丧失很大一部分封建收入。

特别是一些小贵族，受影响比较大，扛不住，便陷入无地可卖的窘迫状态。

而且，他们耻于从事工商业，就像现代人对待黄赌毒一样避而远之。

所以，“贵二代”们表面上风光无限，但财富一直在缩水。而以前自己瞧不上的农村娃，通过从事商业一步步走向富裕。

18世纪初，一位总督（相当于省长）说道：“在这个财政区，贵族家庭的人数仍然有几千家，但是其中年金2万里弗尔的人家还不足15家。”

到1755年，一个贵族这样说道“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在占有财富。”

这就出现一个很奇葩的社会现象，封建贵族的经济实力大不如以前，但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和经济特权始终如一，贵族的社会地位未出现任何变化。

最可恶的是，封建贵族最上层的宫廷贵族，住在凡尔赛宫，人数有3000多名，他们始终保持着挥霍成性的奢靡生活。并不是因为收入高，而是狂吃国家财政。

在18世纪80年代，这些人的开销每年高达1亿里弗尔，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1/5。路易十六为自己的弟弟阿图瓦伯爵一次就偿还了两千万里弗尔的债务。他们也是法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群贵族在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厉的清算，包括国王和王后，留在法国的几乎都上了断头台。

2、越来越封闭

这些旧贵族与其他阶级的障碍，其实非常容易跨越，毕竟他们固守的封建制度，已经过时了，他们的财富已经缩水了。但是，封建贵族具备的独一无二的特权，实在太明显，太好辨认。一旦越过这道障碍，那些非贵族就能“轻而易举”地享受特权，这对于旧贵族而言是难以忍受和可耻的。

这种心理障碍，使得旧贵族越来越抱成一团，来维护他们那可怜的贵族荣誉感和受伤的弱小心灵。

他们拒绝与其他阶级通婚和联系，在自己的贵族圈子里自嗨。

1750年，一位总督说道：“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他们还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四代为贵族的人。”

就连国王派遣到地方任职的总督和总督代理，他们都耻于与之为伍。而这两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和市长。

出身才是贵族接纳成员的唯一源泉。旧贵族不仅仅是一个阶级，而且是一个种姓。他们不愿出去，外人也进不来。

国王派遣自己的官僚，去负责地方的统治，封建贵族的领地统治随之瓦解，这就使得封建贵族与所有国民在公共生活上再也没有联系。

这就很尴尬了，你不管事了，完全放弃公共事务，甚至连见你一面都难，但我该出的力和钱一点也没减少。

老百姓恨的不是特权，而是光拿钱不干事的特权，对吧。

英国的贵族比法国更加傲慢，英国农民比法国更穷，但英国贵族承担了最多的税负和最沉重的公共负担。

德意志还停留在农奴制阶段，封建贵族还在负责地方治理任务。

法国贵族最逍遥，特权最大、干的事最少，能不有意见吗？我纳税没问题，但你不能不干实事。

因此，他们离平民越来越远，平民也对他们恨之入骨。

他们也越来越排斥新贵族。18世纪，法国约有6500人通过买官得到了贵族称号，1774-1789年又有3589人加入，新财富和新成员的大幅涌入令老牌贵族大为不满，不断强调高贵血统的重要性。

他们无法容忍贵族身上带有资产阶级气味的东西，认为这样不够高贵。1781年《塞居尔条例》，要求新军官限于世袭四代以上的贵族。

事实上，新贵族与旧贵族在财富、生活方式和教育等方面不断趋近。到18世纪末，除了权力差别外，他们在行为习惯和思想上没有太大区别。但是，不平等的特权，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双方的阶级界限，自视高贵的旧贵族拒绝接纳他们。

很显然，贵族阶级已经从整体上同领地割裂，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寄生阶级，与民众完全隔离。

贵族要想保持对国家的影响，必须去统治民众，或与民众联系起来，即参与同民众直接发生关系的事务。一旦放弃这种参与，就丧失了影响社会和制衡王权的作用。

所以，封建贵族的选择，是一种作茧自缚。在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上，他们相当于自杀了。

他们的唯一舞台就是巴黎宫廷，通过与国王的近距离生活、过往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系，在非公开场合影响国王的决策。但是由于国王的专制权力不断完善，政府官僚比贵族更加顺从和有效，旧贵族的实际控制力，也大打折扣。

旧贵族对恢复以往政治权力的渴望，也是法国大革命的一大根源。

三、商业贵族与人民分离

如同封建贵族隔离商业贵族一样，商业贵族也与平民之间相互分离。分离的原因同样也是特权：新贵族通过购买官职而获得特权，与平民切开了一条清晰明了的界限。

1、法国的“科举制”，买官热情高涨

卖官鬻爵并不是什么稀奇，从古至今，各国都有。但这种摆不上台面的事，各国统治者都是偷偷摸摸地暗中操作，只有法国将之正式化和常规化，法国人称之为“法国之恶”。

弗朗索瓦一世(1515—1547年在位)首次在国家层面公开实行卖官鬻爵，波旁王朝的开国之君亨利四世（1589年—1610年在位）为了解决财政问题，设置官职税，使之正式合法化，并可以世袭。

在17世纪，官职价格平均上涨10倍左右，18世纪趋于稳定，但官职数量增加明显。

这项制度使得官职持有者进入官僚体制，并享有随之而来的声望、特权，甚至贵族身份。实际上，买官成为了平民进入贵族行列的最重要途径。

无论能否获得贵族称号，人们都可以用它来洗刷掉卑微的平民身份，进入统治阶级的上流社会，买官制被讽刺为“平民的香皂”。

在某种程度上，卖官鬻爵起到了中国科举制的阶级流动作用，成为法国政府的支柱性政策。

如同考科举成为中国古人的奋斗目标一样， 买官也得到了法国人强烈的偏好。

伏尔泰在《巴黎高等法院史》中言：“资产者崇慕虚荣，购买新设的官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也曾说：“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

与科举制一样，买官制给法国经济带了一个重大弊端：不尊重商业。法国人一旦有了一笔小资本，就迫不及待地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

成为官僚后，他们想的不是投资新兴产业，而是依靠特权剥削平民，从事权钱交易。

这就使得，法国的商业发展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出于国家财政的考虑，而不是民间的自行发展，这一点与英国截然不同。

但它又比中国科举制多了一个危害：官僚无心行政。

一方面，官位的设置，是依据财政情况而定，而不是出于行政的需要。庞大复杂、难以运转的行政机器，经常空转。

另一方面，人们将官位视作一种投资，重点在于捞钱，而不是升迁，行政事务的处理从来不是他们的重点。

这就导致下面要讲的问题：离群众太远。

2、远离人民

由于行政的缺失，商业贵族与平民缺乏联系，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为敌人。他们还利用手中权力，将税负全部转嫁给平民，使自己免受这个重担。

由于自身具备的种种经济特权，商业贵族生怕与平民混同，千方百计地摆脱平民的影响。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到“因为会议接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首要的资产者耻于与他们为伍。”

事实上，在1789年的第三等级陈情书中，相比封建贵族，平民更恨商业贵族。

这种心理很好理解，人们能接受山高地远的陌生人过得好，但很难接受身边人取得一点点进步。相比封建贵族，商业贵族无疑与平民的距离更近。

这就使得商业贵族陷入一个夹缝地位，上不能被封建贵族接纳，下瞧不起平民。

最后，他们通过门当户对的家族联姻、层层相依的权荫庇护和家族内部的裙带关系等方式，以较强的内聚力构成了一个个联系紧密的社会小集团。

3、内部分裂

商业贵族与封建贵族有一个关键不同：他们的特权各不相同。有的是免捐税、有的是免兵役、有的免1/20税，还有的获得了贵族封号。

这些显而易见的区别，就是一个每时每刻挂在头上的标签，从而将贵族撕裂成一个个小帮派，形成了一个个具有内在认同的社会职业团体。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提到：“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中，我找到的不同团体竟达36个。”

他们彼此相互竞争，不再关心社会或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只关心小团体的私利，对于市政生活，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小结

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兴起，工商业发展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而封建贵族和商业贵族组成的法国上流社会，却竟相排斥工商业。

而且，为了保持手中的腐败特权和可怜的虚荣心，他们抛弃广大群众，巴不得离得越远越好，蜷缩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

更悲催的是，他们内部还是急剧分裂的。

没有谁去考虑国家的普遍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种极端的保守和狭隘，可谓堕落得十分彻底。

韦伯说过：

“一个国家的落后，首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落后的标志就是只会嘲笑民众的落后，而不去伸出友谊之手。”

汤因比亦曾言：

“如果创造型天才不能在他的周围实现自身完全的转变，那么他的创造性对他来说就是毁灭性的。”

如果他们所说的都是对的，那么，法国贵族精英的做法，杀死了自己，也杀死了法国社会。

既然你失去了引领法国社会的能力，那么，平民只好勉为其难地代替你来完成了。只不过，我的方式更为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