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有高雅和通俗之分。高雅的音乐也曾经通俗，流行一时，但随着时代的变迁，流行的音乐逐渐变得艰深，慢慢被人遗忘，成为一种古乐，它的流行地位被另一种新的音乐所取代。在中国音乐史上，雅乐、清乐、燕（宴）乐，分别代表了历史上三个不同的时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一》云：
自唐天宝十三载（754），始诏法曲与胡部合奏，自此乐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乐为雅乐前世新声为清乐，合胡部者为宴乐。
沈括故居
先秦的古乐称雅乐，《诗经》中的雅、颂即是配合雅乐的诗歌。雅乐与当时的礼制有着密切的关系，西周时期已经建立起第一个比较明确的宫廷雅乐体系以及完整的音乐教育制度，维护着王权尊严。到了战国，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雅乐已经无力与新兴的俗乐争胜，不得不逐渐沦亡。秦汉时代，雅乐成为装点朝堂的摆设。《后汉书·礼乐志》记载：“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但闻铿锵，不晓其意，而欲以风众庶，其道无由。”连高级官僚都不解其意，只能听到一些叮咚的声响，雅乐就只能成为时代的古董架子，冷眼旁观各时代新兴音乐的此消彼长，花开花落了。
《诗经》
汉魏六朝的音乐称清乐。所谓乐府诗，就是配合清乐的歌词。六朝的吴声、西曲就是清乐三调（即宫调、商调、角调）中的商调，称清商乐，流行于江南。开皇八年（588）隋文帝杨坚灭陈，听到清乐，说：“此华夏正声也。”但清乐入唐后也逐渐衰落，据《旧唐书·音乐志》，南朝清乐至武则天时尚存六十三曲，“自长安（武后年号，701—704）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转缺。能合于管弦者，惟《明君》、《杨伴》、《骁壶》、《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等八曲。”唐代有些民间歌曲，尤其是南方的昊吟越调，还可说是清乐的余波。
古代音乐演奏
隋唐时代，我国的古乐（清乐）受到外来音乐的重要冲击，以龟兹乐为主的西域少数民族音乐与汉族旧的民间音乐以及一些外国音乐相结合，产生了新的隋唐燕乐。这就是《宋史乐志》说的：“一燕乐，二曰清商，三曰西凉，四日天竺，五日高丽，六曰龟兹，七曰安国，八曰疏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国，而总谓之燕乐。”燕乐，亦作乐、宴乐，即燕享之乐。古代朝廷宴会都离不开宴乐。《左传·文公四年》记载：“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诗·小雅·鹿鸣》云：“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但隋唐燕乐，不只限于朝廷，它已扩大应用到一般公私宴集和娱乐场所，成了雅乐之外的俗乐的总称了。燕乐的流行和最高统治者的提倡有很大关系。《资治通鉴》卷二《唐纪二十七》“玄宗开元二年正月”条云：
旧制，雅俗之乐，皆隶太常。上精晓音律，太常礼乐之司，不应典倡优杂；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
《资治通鉴》新编
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女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唐玄宗“洞晓音乐，由之天纵，凡是丝管，必选其妙，若制作诸曲，随意而成”，十分喜欢富有变化、优美动人的“郑声”妓乐，并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教坊。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也大加提倡和改造。新声。据《宋史乐志》载：“太宗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曲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云：“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其实岂只限于朝廷，这种新乐热烈活泼，繁声促节悦耳动听，深受各阶层人们的欢迎。《东京梦华录》中这样记载北宋汴京：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这里的“新声”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就是燕乐。
北宋汴京
关于北宋“新声”的盛况，在词人的应歌之作中可见一斑：
是处楼台，朱门院落，弦管新声腾沸。柳永《长寿乐》
新声丽色千人，歌后庭清妙。张先《玉树后庭花》
新曲调丝管，新声更贴霓裳。晏殊《望仙门》
画堂花月新声别。红蕊调长弹未彻。欧阳修《玉楼春》
朱唇渐暖参差竹。越调变新声。苏轼《菩萨蛮》
心记新声缥缈。翻是相思调。贺铸《宛溪柳》
且倾芳酒，共听新声弦管。—阮阅《感皇恩》
从这些词句中，不难看出人们“共听新声”的时尚习俗。与旧声相比，这种新声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燕乐具有繁声促节的特点。《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于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郑、卫之音，则不知倦。”这里提到一组对比：古乐和郑卫之音，它们之间就是雅乐和俗乐的区别。魏文侯是子夏的学生，在六国之君中算是最好古的，可是他听雅乐已经昏昏欲睡了。雅乐何以如此乏味呢？是因为它比较单调。《乐记·乐论》中提出“大乐必易，大礼必简”的观点，认为最美的音乐应该是清淡平和的，旋律平易整齐节奏缓慢单一，这正是雅乐的标准。而“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可见“郑卫之音”是极端放纵、毫无节制的，能极大地刺激人的情绪，满足人的感官享受，这正是俗乐的特点，故能令人听而不倦。隋唐以来的燕乐可谓深此道。
古音乐演奏
王灼云：“盖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为今曲子，其本一也。”把燕乐称为“繁声淫奏”，是因为和前代音稀而淡雅缓从容的清乐相比，燕乐具有繁声促节的特点，与当时繁忙热闹的都市生活景象相合拍，也就更能贴近世俗人的欣赏口味。所以尽管是繁声淫奏，却深受普通人的爱尚。燕乐的调式已有二十八调，比清商三调要丰富多了。其音域得以扩大，调子的音位也变化极多，“皆从浊至清，迭更其声，下则益浊，上则益清，慢者过节，急者流荡。”以后，燕乐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尽显其旋律和节奏的各种美感优势，成了雅俗共赏的新而美的音乐。第二，燕乐具有极强的抒情性。《礼记经解》提出：“广博易良，《乐》教也。”即雅乐的音调要中正宽广简易健康，这样才符合中和之美，使人豁达开阔，使音乐起到礼教的作用，就像《诗经》的音乐那样。
古典音乐演奏
中国文化是“礼乐”并称的，统治者希望用音乐来规范人的情志，把人的情感导入到社会情感正轨上来，所以把乱人耳目，使人感情失衡的“郑卫之音”斥责为“亡国之音”。但世人往往喜好能够表达极致情感，给人以强烈撼的音乐燕乐的旋律和节奏要比雅乐和清商旧曲复杂，所以它的抒情感染力也要远甚于前两者。实际上，这样的音乐恰恰具有使人的感情尽情宜泄、一吐为快的作用。古代的音乐理论家认为音乐的快感和美感在于能使人“欢放而欲惬”。燕乐符合人们对音乐的审美心理，它以优于雅乐的快感和美感受到人们的欢迎。到了唐朝，雅乐的调式虽然仍有不少，但受制约的因素多，其创作和演奏被千年不变的礼乐观念所左右，这样它就变成了一种毫无美感可言的僵化的音乐形式。这就与新兴的充满生气的俗乐即燕乐不可同日而语了。
古典音乐演奏
徐养源《管色考》曰：“隋唐以后，俗乐胜于雅乐。俗乐虽俗不失为乐；雅乐号雅，乃不乐。”这里的“不失为乐”与“乃不乐”的“乐”，即指音乐能激起人们某种优美感觉的艺术功能。第三，燕乐的乐器也具有使人情绪激荡的特点。雅乐的主要乐器是钟、鼓，琴、瑟之类，《诗·周南·关雎》云：“钟鼓乐之”、“琴瑟友之”。《诗经》中提到的雅乐乐器有二十九种《论语·阳货》中载：“子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钟鼓是当时运用最广泛的乐器。钟鼓属打击乐器，声音特点是缓慢悠长。琴瑟是雅乐中用得比较多的弦乐器，特点是节奏缓慢清幽。清乐的主要乐器是丝竹。《晋书·乐志》说：“相和，汉旧歌也，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大子夜歌》说：“丝竹发歌响，假器扬清音。”当时的丝竹主要指竽、箫、筝、瑟之类。燕乐最初是西域音乐，它的演奏乐器带有西域之风，有屈项琵琶等弹弦乐器，羌笛、五弦箜篌等吹奏乐器，羯鼓等打击乐器。
钟鼓楼遗址
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的“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就是一个典型的燕乐场面这些乐器的音乐表现能力强，有不少方面超过了清商乐所用的乐器，普遍具有声调高、音量大、音域宽、变化多、节奏快、音色美的特点，不仅十分善于表达人们丰富而复杂的感情，还能引发人们内心深沉而微妙的情感。所以使人体态躁动而心情激荡。其中，尤以琵琶为燕乐乐器之首凌廷堪《燕乐考原》卷一认为，“燕乐之原，出于琵琶”，“燕乐之器，以琵琶为首”。琵琶有两种，一是清乐所奏的，汉时从匈奴传，体直长颈，四弦十二柱。一是燕乐所用的，从龟兹传人半梨形曲项，四弦四柱，又叫曲项琵琶，有时亦统称为“胡琴”。由于琵琶有二十八调，音域宽广，有丰富的表现力，所以在唐诗中总能听到琵琶的声音，如王翰《凉州词》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王昌龄《从军行》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别离情”。
胡琴的琴头
白居易的《琵琶行》、元稹的《琵琶歌》、李绅的《悲善才诗》更是描写琵琶艺术的著名诗篇。当以琵琶为主要乐器的燕乐流行之时，词还未形成雏形，但词正是在这样动人美妙的音乐中应运问世的。直到宋代，苏轼等人还称词为“琵琶词”。其实，在爱好俗乐与新声这一点上，古人和今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正所谓“高山流水，曲高和寡”，音乐太高雅了就和普通人拉开了距离，虽然地位尊贵，却只能敬而远之。《孟子梁惠王下》说梁惠王爱好音乐，但他申明：“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先王之乐需要端正衣冠、正襟危坐地来听，连一国之君也难以忍受，何况是普通的民众呢？他们不过是拿音乐来消遣辛苦的人生，滋润平凡的生活罢了，所以管你是靡靡之音也好，亡国之音也好，只要好听，就毫不犹豫地拿来。遥远的异域音乐不但在中原大地上扎根留存，而且还风靡一时。配合着这样的俗乐新声，唐宋词在抒情上的无拘无束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