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大智者，更是一位伟人，他未满13岁院试第一名成了秀才，15岁入读著名的湖南时务学堂成了大学者梁启超的学生；他18岁参加自立军起兵，一位儒雅的书生从此进入军界。之后，他东渡日本留学成了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员；他22岁归国，在军队里发挥他的军事才能，渐渐成了儒将；29岁时，他在云南昆明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起义成功后任云南都督，掌握着云南的军政大权。他是当时军队里的一颗新星，倍受关注，也引起了袁世凯的注意，31岁时，他被袁世凯调至北京，进入了一段曲折而惊险的历程。
他就是与唐继尧等一起带头起兵讨袁护国的著名爱国将军蔡锷。
蔡锷在北京两年多的时间内，表面上装出越来越不关心政治，经常出入于北京八大胡同，在花街柳巷寻欢作乐，特别是经常与名妓小凤仙一起，沉溺于享乐之中。蔡锷如此肆意享乐的活动方式让洪宪皇帝袁世凯也误以为真，蔡锷以他的睿智骗过了袁世凯。其实，在暗地里，蔡锷却谋划着反袁活动，他多次潜赴天津，与他的老师梁启超商量讨袁大计，积极筹划着赴云南发动武装起义。
后来，蔡锷在他的红颜知己小凤仙的帮助下，瞒过了袁世凯，在他33岁时冒着巨大风险潜出北京，回到了他的领地云南，很快，蔡锷便在云南组织了护国军，并起兵讨伐袁世凯，他的讨袁义举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
蔡锷将军与小凤仙
显然，蔡锷的举兵讨袁行动对于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当时各地纷纷起兵反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护国运动，最后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几个月之后，袁世凯病死，退出历史舞台。
蔡锷是一位军事家和军事谋略家，是赫赫有名的率先举兵讨袁的护国将军，在人们的想象中，他该是一位威风凛凛的武将，其实，蔡锷是一位儒将，一位文质彬彬的军事领袖，这一点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的。
朱德元帅曾在《忆蔡锷》一书中回忆道：蔡锷将军是一位“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着，态度庄重，对待自己及所有学员都要求甚严。时间可以证明，这个瘦弱的人乃是当时最出色最富潜力的领导人之一，拥有与生俱来的组织和行政天才，而且是一个连最狡黠善变的官僚也会中他计谋的领导人”。
儒雅的将军
蔡锷十三岁考中秀才，他原本可以走“学而优则仕”的为官之路的，但是，当时的“维新”失败激起他更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弃文从武，把原名艮寅改名为蔡锷，意在“砥砺锋锷，重新做起”。他投身于革新活动之中，着力于“建造一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蔡锷起兵讨袁，他明知自己的实力无法与袁世凯抗衡，但为了反对复辟，他认为“云南必须挑起重担”，他举兵时明确表示，“这次起事，所争的不是成败，而是为四万万中国人争人格”，他说：“我要把全部生命献给民国”，在蔡锷心中，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唤起国人的爱国爱民之心。
蔡锷将军画像
蔡锷是儒将，他很有传统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和风范，他有大仁大义，有执着精神，有独立人格，他能比一般的武将更具有理想和责任，更有为国为民的担当；蔡锷是名将，是战神，他身先士卒、治军严厉、富有韬略，多次创造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
护国战争时，蔡锷不惧病魔的折磨，带病领兵作战，他率4个梯团（旅）约8000人入川，组织指挥了四川战役，对北洋军发起反攻。蔡锷制定反攻的周密计划，组织协同各方面部队，选择有利时机，在饷弹两缺的状况下，以弱势的兵力与号称精锐的北洋军激战，在奋战数月之后，阻止敌军推进，迫使北洋军泸州前线总司令张敬尧与蔡锷达成停战协议。
蔡锷举兵讨袁之举推动了全国反帝制运动的发展壮大，迫使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蔡锷在讨袁护国运动中建立了巨大功勋，袁世凯死后，蔡锷出任四川督军兼省长，可惜，由于蔡锷此前一直带病坚持领兵作战，因而在任督军之后不久，他喉咙病恶化，在日本医治无效，34岁时不幸病逝于日本。蔡锷遗体归国之后，民国政府为蔡锷举行了盛大的国葬，孙中山亲笔书写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
蔡锷是儒将，是革命家，是护国英雄，他虽英年早逝，但他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一生有三大贡献：其一，辛亥革命时期，他在云南领导了推翻清朝统治的新军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其二，他在云南率先举兵讨袁，掀起了讨袁护国运动，逼迫袁世凯取消帝制；其三，他在军事实践和理论方面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在军事行动中屡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他在军事理论方面有卓越贡献，他的军事思想对近现代军事统帅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蔡锷将军剧照
蔡锷将军留下两部重要的军事著作，一部是他撰写的《军国民篇》，另一部是辑录和点评的《曾胡治兵语录》。
《军国民篇》的主题思想是传播当时西方流行的“军国民主义”。“军国民主义”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德国，这一理论原来源于一种体育思想，其主要观点是主张把军事训练运用到学校体育教学中，将学生直接培养和训练成合格的士兵。“军国民主义”在德国兴起后很快传入日本，蔡锷、蒋百里等在日本留学时受到了“军国民主义”的影响，蔡锷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
《军国民篇》站在“军国民主义”的立场上分析当时的中国形势，认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受到了列强的凌辱，屡屡受挫，经常战败，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国人在精神气质方面存在缺陷，亟待改进。
在《军国民篇》中，蔡锷从教育、思想、文学、风俗、体质、武器、音乐、国势等八个方面对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精神气质方面进行剖析，力图找到失败的原因。比如，对于甲午战争，蔡锷认为，中国之所以败于日本，其主要症结就在中国人在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方面一直保持着驯顺退让的态度，因而不善为战，所以失败了。他认为，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不好战至少也须保持足够实力，方能自立自足，安处一方。所以，蔡锷主张，中国人首先必须在精神上抖擞、强健起来，铸造一种能够适应时代潮流的、全新的民族精神。
与《军国民篇》相比，蔡锷所辑录和评点的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更受后人关注，其影响更大。
该书是蔡锷在编撰《军国民篇》十年之后编写的，当时，蔡锷奉调云南，出任新建陆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在抵滇后不久，蔡锷便精心编写《曾胡治兵语录》。
蔡锷英年早逝，所以，在他生前，《曾胡治兵语录》还没有来得及出版，蔡锷去世的第二年，他的生前师友编好了《曾胡治兵语录》，于1917年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
该书出版时梁启超专门写了序言，梁启超在序言中说：“世知松坡之事功，读此书，可以知其事功所由来矣。”
梁启超认为读该书便能知道蔡锷为何能建立巨大功勋，梁启超说：“松坡论曾、胡二公之事，谓其为良心血性二者所驱使，则松坡之事功，亦为此良心血性所驱使而已。”就是说，蔡锷编写《曾胡治兵语录》是由他的良心、血性所决定的，编该书与他在军政事业上贡献一样，是本性使然。
为什么蔡锷编写兵书和建立功业皆是出于“良心血性”呢？梁启超认为：“曾、胡二公，一生竞竞于存诚去伪，松坡于此，尤阐发不遗余力。精神所至，金石为开，二公屡言之，松坡亦屡述之。二公之言，不啻诏示松坡，使其出生死，冒危难，掬一诚以救天下之伪。则虽谓松坡之事功，皆二公之事功可也。松坡自谓身膺军职，非大发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
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胡林翼一生执着于“存诚去伪”，而蔡锷也一样，曾、胡所阐述的兵学理论，蔡锷反复阐释，他们的精神一致，事功上也一致，从根本上说，皆在于“冒危难，掬一诚以救天下之伪”，在于“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
蔡锷英年早逝，梁启超感叹说：“今松坡得所归矣，而救国志愿，曾未达其万一。护国军之起，仅使民国生死肉骨。如大病方苏，元气已伤，将养扶持，所需于事功者，正复无限。”
梁启超表示，为了完成蔡锷的未竟之业，需继承蔡锷的精神，而《曾胡治兵语录》对于后人继承蔡锷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梁启超深情地说：“来者不可见，惟恃此耿耿精神，常留存于吾国民隐微之间，可以使曾、胡复生，使松坡不死，以解除日后之千灾百难，超苦海而入坦途。而此语录十余章，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以昭兹来许者也。”
《曾胡治兵语录》被誉为“现代《孙子兵法》”，或许可以说，在中国现代史上，该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国共两党的军事统帅都十分重视蔡锷的这一部著作，抗战时期，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于1943年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并在1945年重印再办版，八路军的许多将领都认真阅读过蔡锷的这一部兵书；1924年蒋介石将《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的必修教材，并增补了“治心”一章，使该书成了十三章的兵书，以暗合《孙子兵法》十三篇之数。蒋介石还将该书的书名改为《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并将其列为“最要紧的几种书籍”印发给学员学习，他强调：“愿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据黄埔二期学生陈金城回忆说：“我在军校，记得1924年年底、1925年初，正好是新春过年的时候，蒋介石集合我们学生讲话，他说:‘我家里有好东西，希望你们到我家里去。’这时同学们轰动起来了，不知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拿到，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校长家里，谁知拿到的是一本《增补增胡治兵语录》。”这反应了蒋介石对《曾胡治兵语录》的重视。
《曾胡治兵语录》汇集了近代重要的军事思想，蔡锷潜心摘取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兵言论，将其分类编辑为十二章，即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等，蔡锷在每章之后细心加写了评语，全书约十万字，通俗而精要，但其兵学思想丰富而深刻。
首先，在第一章，所论的是“将材”，这一章的观点是全书的核心思想。第一章一开头即强调：“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蔡锷在这一章中首先摘录的是论将领的素质和对将领的要求，比如；“上将之道，严明果断，以浩气举事，一片肫诚。”“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这强调的是为将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
又如，第一章说明要成为将领，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又须号令严明，能耐辛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此外，为将者需“安闲肃穆，厚重强固。万幕无哗，一尘不惊。处事接人，平和正直，不矜不伐”。
再如，第一章强调人才的重要性，认为领兵要“以得人为主。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强调打仗处事要冷静、稳重：“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还有，第一章论及了得人治事的要领：“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祥思、约守。”
此外，蔡锷认为：“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良心血性”这一提法非常重要，在蔡锷看来，此乃为将者的核心意念和基本准则。这是因为，有良心意味着有责任感，有担当，有仁爱；而有血性意味着有勇气，有胆识，有气魄。中国当时正处于积贫积弱、战乱纷扰的年代，蔡锷强调良心血性，正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这在当时有利于激励将领，鼓舞士气，激发民众的斗志。梁启超非常重视这“良心血性”的说法，他对蔡锷的这一说法大加赞赏。
其次，蔡锷是儒家，他非常重视把儒家的理念结合到治军之中，在第八章专门论“仁爱。蔡锷强调：“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在古代兵法中，论治军把“仁”看得比“恩”更重要，把“礼”看得比“威”更重要的，是很少见的，蔡锷治军明显跟一般的将领不一样。蔡锷还认为：“大将以救大局为主，并以救他人为主。须有嘉善而矜不能之气度，乃可包容一切，觉得胜仗无可骄人，败仗无可尤人。即他人不肯救我，而我必当救人。”这表现了睿智儒雅大将的胸怀与度量，“救大局”“救他人”，这就是大度，能包容一切。
再次，蔡锷在讲“仁爱”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法”对于治军的重要性。在第六章讲的是“严明”，强调“法”对于维持军纪的重要性，他强调：“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又说：“居今日而为政，非用霹雳手段不能显菩萨心肠。”他强调要“赏罚严明，煦煦为仁”。
最后，蔡锷十分重视军事谋略，在第十一章专门论“兵机”。他在各种军事谋略中，他特别重视三个方面：
其一，强调要随机应变，他说：“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他又说：“凡善弈者，每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 善于随机应变是军事谋略的精髓。
其二，强调要以静制动，要以逸待劳，他说：“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整御散，必胜之道也。”又说：“战阵之事，恃强者是败机，敬戒者是胜机。”这有一些道家思想色彩，以退为进，以柔克刚。
其三，强调要蓄势稳打，他说：“不轻敌而慎思，不怯战而稳打。”又说：“敬则胜，整则胜，和则胜。”“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战场用兵，不轻敌，不怯战，但要慎思，要稳打，不能盲目，更不能狂妄；用兵要善于蓄势，要留有余地。
总之，在近代兵书中，蔡锷编撰的《曾胡治兵语录》的影响非常之大，书中的兵法非常深刻，现代的很多将领都受过蔡锷军事思想的影响，时至今日，蔡锷所编录的这一本“语录”不仅仍是将军们非常喜欢的兵书，而且，也是当代不少企业管理者喜欢阅读和借鉴的重要谋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