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特别重视修身，修身养性内容在古代家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人无志，非人也。”(嵇康《家诫》)“人贵立志,念念向上一等做法,有志者事竟成矣。(于成龙.《于清端公治家规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陈弘谋.《训欲遗规》)修身须先立志。身陷囹圄、即将处死的杨继盛在临刑前依然告诫儿子“要立志”，“若初时不先立下一个志向，则中无定向，便无所不为，便为天下之小人，众人皆贱恶你。……故吾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气来”(《给子应尾、应箕书》)。立志必须持恒。朱熹给在外求学的儿子提醒要立下高尚之志，担心儿子“志趋卑凡，不能克己从善，……自趋小人之域”(《与长子受之》)。王守仁还专门给其弟王守文写了《示弟立志说》一文训诫弟弟，又督促侄子正思“可从抄录一通，置之几间，时一省览，亦足以发”(《赣州书示四侄正思书》)。
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千古不朽的《史记》，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秉承父教，立下远大的志向，忍受腐刑的凌辱和打击，“发愤著书”，终于“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司马谈《命子迁》)。持恒贵在“素日”。“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玄烨《庭训格言》)，不抓住“素日”而得过且过，志向不可能实现，修身也很难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