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华语艺术电影的黄金时代，侯孝贤、王家卫、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凭借执导的《悲情城市》、《春光乍泄》、《红高粱》、《霸王别姬》等艺术影片走上国际，给华语电影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年来，随着电影行业逐渐向市场化转型，各类型的影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景象。但为了适应市场规则，获得较高的票房，越来越多的影片融入商业元素，曾经辉煌一时的艺术电影日渐没落。
电影商业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在我看来，艺术电影日渐没落，实在有些可惜。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形式，艺术电影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如果电影都为了票房而放弃电影的艺术内涵，那电影行业势必会走向衰落。
好在当今的市场虽对艺术电影不友好，但仍有人在坚持拍真正的艺术片，导演梅峰就是其中一位。2016年，梅峰执导的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改编自老舍先生的同名短篇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重庆树华农场的故事，为观众展现了一个小型的人情社会。
影片全部采用黑白色调，有种老电影的味道，再加上简朴的画面和书卷气的人物，使得影片充满浓烈的古典艺术气息，那一帧帧画面仿若一幅幅意韵深远的水墨画，给人美的享受。《不成问题的问题》不只是一部影片，更是一件艺术品。
导演梅峰的本职工作是北京电影学院教电影史的老师，另外还是娄烨导演的御用编剧，有着深厚的电影修养和编剧功底，在剧本编写和影片拍摄过程中，他力求还原老舍先生原著中的文化气质和民国时期的风貌，用客观冷静的镜头展现了人情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小人物的悲剧性，最终为观众呈现了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片名“不成问题的问题”暗含讽刺的意味，意指在人情社会中，办事不靠实力、知识与努力，全靠人情关系，只要有关系，一切都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片中的树华农场既是一个小型的人情社会，也是中国人情社会的缩影，会搞关系的人在其中如鱼得水，即使不办实事也能名利双收，而不会搞关系的人则处处碰壁，空有一腔热血和实力却无处发挥，最后落得个狼狈收场的局面。
人情关系这一主题贯穿影片始终，片中的每个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成为人情关系中的一环，既从人情关系中获利，也为人情关系付出。导演梅峰采用三段式结构，分别以农场主任丁务源、流氓艺术家秦妙斋和留学海归尤大兴为主角，描绘了一幅人情社会的众生相。
丁务源是个精通人情、八面玲珑的人物，老舍先生在原著中对他的描绘是“他是一切人——中外无别——的乡亲”，丁务源身上有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从容地周旋在股东、老板、太太、小姐及工人之间，只凭借搞得一手的好关系，就获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和好感。
影片中，丁务源主要拉拢的人物是许老板的三太太、秦妙斋和农场的工人。对三太太，丁务源极尽一切去讨好，牌桌送钱，隔几天就亲自上门送农场的鸡鸭、蔬菜、水果、鲜花，还亲自端茶送水，哄得三太太心花怒放，多次为他在许老板面前说好话；对秦妙斋，丁务源本着一边讨好一边利用的心理，与秦妙斋称兄道弟，将农场的房间租给秦妙斋住，让秦妙斋视他为知己，在新主任尤大兴来时，替他逼走了尤大兴；对农场的工人，丁务源以拉拢的姿态搜刮他们的钱财，一边对工人怠工、偷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边又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贿赂和卖农场的东西的钱。
显而易见，丁务源是人情社会的得利者，他没什么实力，也没什么野心，只有一颗精通人情世故的七窍玲珑心，上能讨好老板，下能拉拢工人，靠着人情关系的运作为自己谋取最大的私利。
与丁务源相反，秦妙斋是一个完全不在意人情关系而自私得有点天真的人，一心想干一番艺术事业，可现实却总不能如他的意。他最在意名，只要别人称他为“艺术家”，就能当别人是知心的朋友。他自称“宁夏第一才子”，是“全能的艺术家”，靠着空口白牙住进了农场并获得了大股东的女儿佟小姐的芳心。
秦妙斋对人情关系全不在意，一心活在自己想象的艺术世界中，给农场引来宪兵队导致丁务源被董事会解雇，得罪了丁务源却不自知。当新主任尤大兴要赶走他时，丁务源唆使他煽动工人进行反抗，成功将尤大兴逼走，可丁务源重返主任之位的第一件事，就是叫宪兵把他抓走。
在人情社会中，像秦妙斋这样毫不在意人情关系的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很好地利用他去做一些不便出手的事，不用顾忌面子问题，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大隐形的祸患，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招来麻烦。不过，无论是哪一方面，秦妙斋都是人情社会的牺牲品。
与秦妙斋一样同是人情社会的牺牲品的，还有尤大兴。他性情刚直，最讨厌人情关系，一来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按照现代管理模式对工人进行严格管理，从不讨好任何人。尤大兴的改革无疑是对农场有利的，可是他的行为触及了许老板、丁务源、秦妙斋、工人等人的利益，最后在“众望所归”中被狼狈地赶出农场。
尤大兴是人情社会中少数的清醒者，深刻地知道农场一直亏损的原因到底在哪里，也知道怎样去解决，可终究一人之力太过渺小，无法与庞大的人情社会作抗争，最终不得不向人情社会妥协，成为被淘汰的对象。
丁务源、秦妙斋和尤大兴，分别代表了人情社会中的得利者、被利用者和牺牲品，三人中只有善于交际的丁务源落得个好结局，这样的局面无疑是扭曲的，可在人情社会中却是最合理的。
除了丁务源、秦妙斋和尤大兴三人外，片中的其他人，佟老板、许老板、三太太、佟小姐、尤太太、工人等人在人情社会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例如佟老板、许老板、三太太和佟小姐在接受丁务源巴结的同时，也与圈子里的张太太等人交际；尤太太在尤大兴与工人之间努力周旋；工人一边巴结丁务源，一边又是想买农场东西的外人所巴结的对象。所有人都处在人情社会中，人情关系成为办事的最佳捷径，实力、知识、努力等其它东西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人情关系的综合作用下，树华农场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结局。
老舍先生原著小说中，所有故事都发生在树华农场内，导演梅峰在改编时，特意加上了许宅，这一改编无疑是在原著基础上的拓展，增加了树华农场这个小型社会与外界的联系，隐喻了外界如树华农场一样，也是个人情社会，树华农场就是整个人情社会的缩影。
影片的故事虽发生在民国时期，但对于21世纪的现在来说，仍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因为无论时代怎样向前发展，中国社会就是一个讲究人情关系的社会，人情、面子与关系早已根深蒂固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就像导演梅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自己觉得在跟人交往的时候尽量往人家舒服的感觉去交往。”讲人情在中国，是一种礼节和待人处事之道。
但正如影片中树华农场最终在众多人情关系的综合作用中走向衰败一样，一个社会若过于讲究人情关系，而不重视知识、科学、努力等硬实力，所有的发展都将只是浮于表面，内里势必会逐渐被人情所掏空，最终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无情的车轮碾压。
所以，人情关系可以讲，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不需讲关系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