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盛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了积极影响。
2019年2月21日，广西南宁，民革中央“中医药保护、传承与发展”调研座谈会现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民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将“中医药保护、传承与发展”作为重要课题，广泛开展调研，提出意见建议，为中医药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版特约请专家学者，从中医史的角度纵论畅谈，内容涵盖了中医药发展史、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中医药文献等领域，以期对中医药事业的承传有所裨益。
1929年，抗议国民政府废止中医案的晋京请愿代表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
研究员朱建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医史上的几个“一”
一个文件：中央56号文件
据统计，1959年全国中医医院1371所、中医医生36.1万人，1977年减至129所、24万人。1950年代奉令调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55位名老中医，1977年只有7位还能出诊。虽然“文革”后恢复的高等中医院校有17所、研究机构有15个，但规模都很小。当时乏人乏术的问题十分突出。为此，当时卫生部历时一年多开展深入广泛的调研，提交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1978年9月，中央56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报告，报告为解决乏人问题提出了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等八条建议，这一文件得到了邓小平“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批示。中央56号文件是一个振兴中医的纲领性文件，承上启下，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次会议：衡阳会议
56号文件下达后，中医事业得到了较快恢复和发展。1981年，县级以上中医医院增至753所、中医学院增至23所、中医研究所（院）增至46所。中医科、医、教机构明显增多，但也出现了中医院姓“西”不姓“中”的问题。为此，1982年4月，卫生部在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中医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强调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同时重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和中医队伍的培养、提高。明确了“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征程。衡阳会议强调保持中医特色，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机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层面的中医药管理机构虽然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卫生部中医科到1954年升格为中医司，但与中医的地位仍不相称。经多方努力，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5月，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设立，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意味着中医药工作由过去的从属地位转入相对自立发展，反映了中医界和众多支持中医发展的民众的诉求，顺应了卫生医疗发展的大趋势，满足了国内外对中医药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医发展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医管理的历史性转折。
一个方针：中西医并重
1980年3月，卫生部在京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推进医药科学现代化”。1985年，中央书记处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1991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把“中西医并重”作为我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
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1982年《宪法》规定了发展传统医药，但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落实。为此，30位全国人大代表在翌年提出“中医立法”议案。之后经历了《发展中医法（草案送审稿）》《中医药振兴条例（草案送审稿）》，直至200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该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有关中医药法规内容仍散见于其他法规之中，中医药行业尚未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2005年，国家启动了中医药法的制订。经过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7年7月1日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是国家制定的中医药根本法和基本法，它将现行的党和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顾漫：
“三世”医学与中医药传承
振兴发展中医药，是坚定文化自信、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任务。随着对传统知识价值认知的深入，传统知识保护已成为当今的热点问题，中医药何以在“民族”与“世界”之间自立，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又能发扬传统？这就需要返本归根，认清来路，才不致在前行中迷失。
神农尝百草
儒家经典《礼记》中有言：“医不三世，不服其药。”作为经典的表述，其蕴含着多种维度的解读。
从时间维度上，“三世”可以解读为“三代”，意思是当人生病时，寻医问药一定要谨慎，选择父子相承超过三代的“世家”医生才可靠。这充分体现了中医药学作为传统知识的“传承性”。从空间维度上，“三世”又可解读为“三系”，如唐代经学家孔颖达所说：“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若不习此三世之书，不得服食其药。”
《素问·异法方宜论》讲述了“砭石从东方来”“毒药从西方来”“灸焫从北方来”“九针从南方来”“导引按跷从中央出”的历史。结合新出土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中国古代医学根据主要特征及地域起源的不同，可分为东方的“经脉医学”、西方的“汤液医学”和中央的“导引医学”三大系统，这也是曾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三世医学”。东方的“经脉医学”，以神医扁鹊为代表人物，以脉诊和砭石刺灸治病为特征；西方的“汤液医学”，以圣相伊尹为代表人物，以汤液、毒药治病为特征；中央的“导引医学”以寿星彭祖为代表人物，以导引、按摩治病为特征；三者又可分别溯源于伏羲、神农和黄帝。这些发源于不同地域的医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不断融合，即《素问》所谓“圣人杂合以治”之义；其在秦汉之后逐渐形成我们现今所见的中医药之面貌，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统”。
从出土文献来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医书包含了以上三种医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属经脉医学，《五十二病方》《养生方》属汤液医学，《却谷食气》《导引图》属导引医学。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医书，包含了经脉医学（《脉书》）和导引医学（《引书》）两种。最近四川成都出土的《天回医简》中也包含了两种医学，有属于经脉医学的《脉书·上下经》《五色》和《刺数》，以及属于汤液医学的《和齐汤法》。这些出土医书的内容丰富多样，体现了“杂合以治”的融合趋势在西汉初年已蔚然成风。
清代步月楼刊本《伤寒论》
西汉末年，刘向奉诏负责整理国家图书，后由其子刘歆撰成我国首部国家藏书目录《七略》，他们的工作是对当时天下学术进行分类、总结。其中，医书由侍医李柱国整理，他将当时的医书定著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家。如果将这“四家”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三世”相比对，“医经”源自“经脉医学”，“经方”出于“汤液医学”，“房中”与“神仙”都是取法“导引医学”，实际上仍未超出“三世”之范围。东汉末年，“三世医学”又开始走向更深层次的交汇融合。当时的几位医学大家，其著作都是学术融合的产物。张仲景编撰的《伤寒杂病论》，是对“经脉”与“汤液”医学的融合；王叔和编撰的《脉经》，是对扁鹊与黄帝、华佗与仲景之学的融合；皇甫谧编撰的《针灸甲乙经》，是对黄帝内、外经的融合。“三世医学”的聚散分合，始终是贯穿中医学术发展流变的主线。
时至今日，人人熟知的针灸、汤药和养生，何尝不是“三世医学”的当代传承？理清中医药学传承演变的历史，使我们能够以更加深邃的眼光，去估量中医药与传统文化之间同根同脉、难舍难分的关系；也使我们能够以更加高远的视野，去展望中医药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未来。从历史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是，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也是中医药保护传承的“深根固柢”之道。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员宋歌：
古代中医药知识的传承方式
中医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数千年来护佑着华夏生民的健康福祉，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薪火相传、延绵不息。
中医药的传承离不开“文”“献”二字。“文”者，典籍也；“献”者，贤人也。典籍是中医药知识最重要的物质载体，贤人特指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人。在“文”与“献”的作用下，中医药知识得以传承发展。
在“文”与“献”的作用下，中医药知识获得了两种最基本、最重要的传承方法：典籍的整理研习与口耳相传。
中医药经典源于上古，仰赖先贤不断地进行校雠、训诂、注释、辑佚等整理工作而传承至今，后辈方得治学之门径，能够研习中医药典籍，继承中医药知识。围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三部经典文献的注释之作多达2000余种，约占全部存世中医古籍的四分之一，如《黄帝内经》由西汉侍医李柱国编订，其后经杨上善、王冰、林亿、史崧等人的不断整理得以传承至今。
口耳相传的历史则更为悠久，可以上溯至文字出现之前的远古时期，医药知识的传承全依靠传承人的口耳相传。进入文明时代后，口耳相传仍是中医药知识传承的重要方法。在纸张和雕版印刷术发明之后，书籍得以普及，口耳相传与典籍的整理研习逐渐相互配合，承担着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但在缺少典籍的民间草医传统中，口耳相传一直是最主要的传承方法。
中医药知识的传承人用这两种传承方法，在历史上产生了师承授受、家族传承、官方学校教育、读书自学等传承方式。
师承授受是中医药知识最主要的传承方式，如秦越人师从长桑君，淳于意师从公乘阳庆，张仲景师从张仲祖，金元寒凉派刘完素亲授穆大黄、马宗素、荆山浮屠等弟子，荆山浮屠传于罗知悌，其后朱丹溪又受业于罗知悌，开滋阴一派，后又有戴思恭、王履师从朱丹溪，传承不绝。师徒授受中口耳相传和典籍的整理研习、传承教授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家族传承是特殊的师承授受，师承在家族内部完成，形成世医之家。魏晋南北朝时期，家传的医学非常兴盛，如东海徐氏、馆陶李氏等等。北宋钱乙、南宋陈自明都出身于世医之家，明代医家薛己、万全、龚廷贤、陈实功、李时珍、杨继洲、张景岳均为家学渊源、一脉相传。清代医家叶天士、王泰林、王士雄等人亦为家族传承。
中医药的官方学校教育始于南朝刘宋，至隋唐时期逐渐定型，以太医署主办中央医药教育，分医、药、按摩、祝禁等科系。北宋以太医局主管中央医药教育，地方也开设“医学”培养医药人才。元明清时期则多因循宋代医药教育旧制。历代官方学校医药教育办学规模都很有限，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显然不能满足人们求医看病的需要，而主要是担任太医和各级医官，为帝王将相以及地方官员的卫生保健提供服务，所以在古代，官方学校教育并非中医药知识传承的主流。
宋代雕版印刷普及之后，医药典籍大量刊行，使得人们自学中医药知识成为可能。自学就要选择好的典籍版本，就要对典籍进行传解注疏，并阐发自己的心得，所以读书自学主要就是运用典籍整理研习的方法传承中医药知识。
通过读书自学的方式，又产生了“私淑”这一特殊的师承关系，“私淑”是仰慕某人学术，以其著作为师，遥承该人衣钵。如张从正私淑刘完素；汪机、王纶等私淑朱丹溪，皆成中医药传承之佳话。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刘鹏：
中央国医馆及其整理的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日盛，中医界也开始组团体、办医院、兴教育、创期刊。近代中医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中医业界的自身需要，不如说是在传统文化饱受非议和批判的时代背景下，为应对西医在知识层面的冲击和国家几欲“废止中医”的政策，所作出的团结抗争。
中央国医馆，正是中医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而成立的。1929年前后，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曾提议组织中医馆。1930年，胡汉民、王宠惠等人再次提议，并于是年11月19日在南京召开发起会，推选陈郁、焦易堂等7人为筹备委员。1931年5月3日，中央国医馆正式成立，馆长为焦易堂，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理事长为陈立夫，代理事长为彭养光。很显然，中央国医馆的“高层”以政府官员为主，时人对其也有所批评，称其徒博虚名、挣持门面，馆长焦易堂亦非医者。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组织架构，以及让人捉摸不透的中央国医馆的性质，为此，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曾专函各省市党部，作出明确说明，称中央国医馆是在行政院备案，是政府为研究改良国医国药而设的学术团体组织。
中央国医馆设有秘书处、医学处、药学处和推行处等机构，除了谋划该馆本身的建设外，对外积极谋求分支馆之设立。截至1936年，5年的时间已设立分馆19处，各县市支馆34处，教学机关16处，医药团体31处，诊疗组25处。中央国医馆成立后，为中医的行业建设和学术发展做了许多努力，工作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宽泛。诸如去函各省政府调查秘传古方，责成教育部将中医教育列入学制系统，出版著述，设立研究生班，审查各地医校所送教科讲义，国医学校学生毕业证书备案及加盖印章，鉴定医疗事故等等。1937年，中央国医馆还曾与振务委员会联合在南京老虎桥设立中医救护医院。
此外，中央国医馆尤重研究，聘请医药专家成立各种委员会，学术整理委员会便是其一。立馆之初便制定三期工作计划，即拟定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统一病名和编审教材。关于如何整理中医药学术，《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的第一条便是“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其核心思想是，中医虽有疗效，但理论还不完善，有待于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梳理和解释。由陆渊雷等人拟定的《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草案》，于1932年10月29日经学术整理委员会会议通过，后广泛征求意见。翌年5月2日，学术整理委员会将《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送行政院鉴核。《大纲》分为学术标准和分科大纲两部分。学术标准分为五条，大致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借助科学，阐释与证明中医理论确有精义和应用确有实效者，无实效而理论又不明者则删去；二是中医确有实效而当时科学所无者，则保存并发挥；三是西医学中确有实效而中医所无者，则采纳补充。分科大纲，采用近世科学方式对古代中医知识进行重新梳理、归纳和分类，将其分为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二大类。基础学科分为解剖生理学、卫生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和医学史。应用学科分为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产科学附）、儿科学（痘疹科附）、眼科学、喉科学、齿科学、针灸科学、按摩科学、正骨科学（金镞科附）、花柳科学和法医科学。《大纲》所代表的近代中医学术范式影响深远，时至今日，中医学科建设和业界学术主流基本上是这个近代范式的延续和发展。
当前我们高度关注中医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应该认真总结近代以来中医科学化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对中医现代化的关键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医在与时俱进中不走样、不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