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告发藩王现象的频发与常态化

1、永乐朝藩王被告发现象的频发

第一，频繁的告发。朱元璋为防止奸臣弄权，维护分封制度，在《皇明祖训》中规定了藩王在政治、法律和经济等方面的诸多特权。其中，法律章规定藩王有不法之事，风宪官不得轻易奏闻，庶民更不许告讦诸王，任何触犯者皆处以斩刑：

凡风宪官，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

凡庶民敢有讦王之细务，以逞奸顽者，斩。徒其家属于边。

祖训的这一严苛规定，实际上是将藩王置于朝廷监察体系之外，禁止任何人对藩王进行指摘。因此，在洪武朝，虽然诸王多有不法事，在《明太祖实录》中却不见任何上疏弹劾者。靖难之后，成祖着力削藩，除了削夺护卫等具体措施外，仔细梳理会发现，永乐朝出现了一个与洪武时期迥然不同的政治现象，从前不得被弹劾的诸王一下子被推到了风口浪尖，频频被告发。

第二，成祖对告发之人的奖励。成祖朱棣面对各层官员对藩王的检举揭发，公然违背祖训之规定，不仅不对告发之人加以处罚，反而给予肯定、施以奖赏或擢升官职。如，永乐七年五月，伊王来朝，奏言周王朱橚“出语忿恨，心不可测”，朱棣特赐书褒奖，称：“古之圣贤，皆贵改过，吾弟前者之失，今能省悔，朕甚嘉悦。当国家无事，正欲相与同乐，太平音乐，亦常情所有，但不至于流荡可也。自今国中诸事，皆须审而行之，不可怠忽。”永乐十四年，蜀王朱椿因告发谷王朱橞谋不轨，朱棣赐其黄金二百两、白金千两等物品以为奖赏。永乐十七年春正月，告发安定王朱尚炌谋反的西安中护卫百户张诚和小旗孙成也擢升官职，张诚升为登州卫指挥同知，孙成升为义州卫指挥佥事，赐冠带衣服。永乐十八年十二月，河南中护卫军丁俺三因揭发周王朱橚不轨，而被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且获得朱棣赐名赵诚，可谓殊荣有加。对于能及时告发藩王的王府官，朱棣予以宽宥，以示对告发行为的肯定。如，永乐四年齐王谋不轨，吏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蹇义等引奏齐府教授叶坦等三人，认为坦等不能辅导为善，宜置于法；成祖朱棣因这三人之前曾向朝廷告发齐王不轨事，认为可免于处置。朱棣对告发藩王之人的肯定、奖赏、擢升或赦免，实际上表达了他本人对告发行为的认可和鼓励。

2、告发现象的常态化与诬告

永乐朝藩王屡屡被告发，朱棣对告发之人进行奖励，这导致三个后果：第一，对藩王及王府不法行为的检举揭发，成为一种常态，在永乐之后的各朝延续下来；告发藩王已非犯禁之事，处罚也不甚严厉。仁宗初年，陈谔为湖广按察使时，捃摭楚王细故，《明实录》记载仁宗对其人很讨厌，因此降他为海盐知县。郭良为秦府王府官时，亦专门讦秦王过失，被仁宗罢斥为民。对王府告发行为常态化，使得这些不同身份的告发之人，最终共同构成了以藩王和王府为监察对象的监察体系。

第二，对告发行为的认可和鼓励，导致出现捏造是非和诬告的现象。从上表可知，永乐一朝，晋、周、齐、谷、代、辽六位亲王和安定郡王都被揭发有不轨之事，其中齐王、谷王和安定王更因谋逆而被降为庶人。在成祖削藩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藩王谋逆之事，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永乐之后，对藩王和王府的揭发从未停止，许多告发系是诬枉。如，洪熙元年九月，晋府军医诬告晋王朱济熿派人入京刺探，且招致异术之人。宣德元年三月，宁夏中护卫百户姚纯、校尉余丁、王伴儿，诬告庆王点阅军士，制造军器，购收天文书等涉嫌不轨之事。宣德元年九月，岷世子朱徽焲奏镇南王怨谤等事，后查明是诬妄。宣德四年，秦府护卫及千百户等人捏奏王府中事。宣德五年，楚王朱孟烷也屡屡受到小人告讦。宣德七年五月，辽东定辽左卫逃军马义因诬告周王伏诛。甚至有造伪书进行诬陷者，宣德三年，汝南王朱有勲、新安王朱有熹造伪书，书内写谤毁之词，置彰德城外，嫁祸赵王朱高燧及祥符王；后事明，汝南王、新安王被降为庶人。藩王被诬告在永乐、洪熙和宣德三朝一度盛行，宣宗也承认这一点：

赵王高燧奏：“定州男子刁二，背黄袱诣府求见，云有所陈。开袱视之，惟素黄纸二幅，白纸二幅，一画花，一画人，此妖妄也不敢隐。”上命锦衣卫鞫之，因顾侍臣曰：“赵叔不得不言，使赵叔不言，小人举以言之，便造为离间。比年陈告王府事多类此。”侍臣曰：“赖陛下日月之明，小人之计不行，宗室之福也。”

有一男子觐见赵王，向赵王敬献黄纸二幅，白纸二幅，一画花，一画人，赵王认为此人妖妄，故及时向朝廷禀明，可见其谨小慎微。宣宗认为赵王之所以如此，是防止小人借此渲染诬告，而且宣宗特意提到“比年陈告王府事多类此”，诬告盛行，可资为证。宣德三年二月，庆王因王府护卫军田土事被告发，后查证王府无过，宣宗下令：“自今不得辄听下人妄告，以失朝廷亲亲之意”。

正统以后，诬告作为一个普遍的政治现象基本结束，仅作为个人恩怨报复而存在，比较典型的事例是庆王与总兵官都督史昭之间的是非恩怨。正统年间，庆王朱㮵所受到的告发从未间断。最早是宣德九年十月，英宗继位不久，庆府校尉等人赴京告庆王调马造甲之事。正统二年八月，宁夏总兵官都督佥事史昭等奏庆王每值参将等官朝见，必赐酒，迟留出，非度语且常沮讪边务，扇惑土达官民，尽占灵州草场放牧孳畜，遣使不从驿道，反由绥德草地往还等不法事，乞赐戒敕，并罪其属。

正统三年四月，庆王朱㮵又被小旗陈咬住告发。正统四年五月，总兵官都督史昭等奏宁夏中护卫军人周全首告庆府事情等。上述所告之事多涉诬枉。由于频繁被告发，庆王朱㮵昼夜难安，主动请求迁徙封国。英宗也多先后于宣德十年九月、正统三年三月、正统三年四月、正统四年五月四次致书宽慰之。

第三，使得许多投机之人借告发而获取利益。洪熙元年，韩府护卫官军畏平凉道远，不肯随王之国，逃逸甚多；由于担心获罪，这些逃逸的护卫便主动捏造王府不法事，以求赦免：“安东中护卫百户丁源等五十余人，奏韩府长史杨曜宗、护卫指挥谢辉等及丞奉杨缘，不法数事”，后事明。宣德七年，辽东定辽左卫逃军马义为逃脱刑罚诬告周王朱有燉。马义本为河南中护卫军，曾因听从祥符王朱有爝伪造伪造图书及诽谤帖系箭射彰德城下，事觉，宣宗将其发戍定辽；后马义逃回河南，不悛前非，周王朱有燉得知后，欲逮捕马义解京师，马义心生怨恨，于是诣京师诬告周王交通谋议等事，最后查明马义诬告周王，斩于市。正统四年，襄王府多次被盗，襄王迁怒侍卫，不时捶挞，仪卫正金聚等白湖广三司诣京奏王不法十四事。正统六年七月，永和王朱济烺令总旗贾旺守母妃坟，贾旺数有侵盗，且出怨言，永和王欲罪之，于是贾旺诣阙奏王及王府内不法诸事，结果贾旺被升为典仗。

告发引发藩王普遍的恐慌，导致藩王人人自危。早在成祖称帝之初，晋王朱济熺因曹国公李景隆数言其过，常内怀忧畏，成祖为此还赐书宽慰之。宣德元年，庆王朱㮵因府中小人诬告，整日惶惶不安。宣宗特贻书庆王令其“坦怀自适，勿有所疑”。宣德初年，晋王屡屡被告发，朱济熿闻之大惧，多次上疏称辩，甚至主动辞爵。宣德四年，秦王朱志 因被府中护卫及千百户等人捏奏，主动请辞三护卫，以求自安。正统三年，庆王亦因屡被小旗诬枉，上疏称“心实惊扰”，英宗复书安抚之。正统五年，庆远卫指挥陆忠、程普互相讦告，因程普乃靖江王妃亲，靖江王担心被牵连上疏澄清；英宗复书要其不必多虑。为了避免诬枉，藩王得知府中之人逃入京师时，皆会主动上疏澄清事实，以求自解。宣德三年，赵王府养马小厮等被执送入京，赵王朱高燧恐其妄言生事，提前上疏自解。宣德八年三月，楚王府火者百户遁逃入京，楚王朱孟烷担心被诬奏，亦提前上疏禀明。正统元年，千户崔贵前奏李经交结靖江王府，靖江王朱佐敬恐被诬累，上疏英宗请求护卫逃亡者免征补伍以示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