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五位最具代表性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阳明

首页 2021-07-22 12:39:07

中华文明五位最具代表性文化名人:周公、孔子、老子、王阳明、惠能,塑造了民族性格

几千年的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从黄帝、尧、舜、禹、汤到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直到孔子集大成者。中国文化的发展,每隔数百年就有开创性的文化名人出世,在前人的基础人,开拓创新,不断把中国文化发展到新的高度。

中华文化五位最具代表性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阳明

三教合一图

翻看史书,笔者想起了这五位对中华文化的塑造起到关键性的人物,他们的影响直到现在。周公被儒家称为元圣,制礼作乐。孔子是有史以来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文化在这里达到了新的高度。老子开创了道家思想,六祖惠能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王阳明吸收了佛道思想,“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学合流,把中国人生哲学推向最高峰。

一、周公和孔子

笔者之所以把周公和孔子放在一起说,是因为儒家和周礼的传承息息相关,一脉相承。孔子是周公思想,周文王智慧的继承者和执行者。周公被后世尊为“元圣”,儒学先驱,儒学奠基人。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孔子一生最崇敬的古代圣人之一,《论语》中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中华文化五位最具代表性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阳明

周公姓姬名旦(出生约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胞弟,是西周初期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武王崩后,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当国。周公在战争过程中团结内部、各个歼敌、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及先弱后强的作战指导,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摄政期间大行封建,推行井田,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主张“明德慎罚”,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敬德保民”的政治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直接来源。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礼”,也源于周公。自东汉以来,人们常以“周、孔”并称。唐韩愈则把周公列入儒家道统的关键人物之一。

周礼由周公手中成为体系化,完善起来。周公制定了周礼,而孔子一生都为周朝礼崩乐坏而痛心,为周礼的复兴而奔走。因为,孔子看到了社会很需要周礼的那一套,对社会稳定发展,人们和谐生活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西周初期,尤其在周礼盛行的时代,可以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人们自动自觉做自己的事情,所以才有后来百家争鸣这回事情。可以说是有了充分的文化沉淀,还有丰富的物质基础,不然天下扯皮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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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证明,孔子以仁义礼为核心的思想,最终被传诸后世,奠定了华夏千余年兴盛的人文基石。而礼制昌盛被孔子认为是构建社会契约精神的重要的基础。
孔子,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任何时代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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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子

老子思想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有深刻影响,其思想核心是朴素的辩证法。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不言之教。在权术上,讲究物极必反之理。在修身方面,讲究虚心实腹、不与人争的修持,是道家性命双修的始祖。

老子的思想主张是“无为”,《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反者道之动”,“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他关于民众的格言有:“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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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祖惠能

天地造化,天人敬仰,惠能之所以成祖作佛,成为绝代宗师,除了天地造化之外,既有其特定的历史偶然性,也有其应具的必然性,从禅宗初祖达摩祖师东渡来华,到六祖,佛教在中国已流传500余年,禅宗也有200多年了。从印度流传来的佛教,在中华大地逐渐传播开来,并且逐步与中国本土儒家、道家文化相融合,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之一。六祖惠能可以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六祖是一个创新者和实干家,把佛教立足于现实社会,服务于现实社会,提出了“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觉悟),恰如求兔角”,并提倡僧人“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这种主张佛法落实到人世间的思想对中国佛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开创了佛教中国化的崭新道路,是一个划时代的革新,意义重大。

正因为六祖惠能对佛教的革新思想,进一步促进了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诸如儒家和道家文化的融合和发展。六祖在说法利他,度人觉悟的时候,特别重视中华传统美德,正如《六祖坛经》所言 “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则众恶无喧,苦口的是良药,忠言必是逆耳,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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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阳明

王阳明心学,上承先秦儒家思想,又受禅宗智慧的启发。什么叫“至善”,至善就是此心存乎天理之极,不是事情做得圆满才叫至善,做事的破绽多了。程朱理学大行天下,中国当时知识分子的考试都以朱熹的《四书》解释为标准,明朝到清朝程朱理学就是官方意识形态,但中国的病症照样存在,所以要从根子上,破心中之贼。

佛法是不二法门,这就是王阳明一直坚持知和行不是两边,是同一件事,本体是一个,从两个方面来看。说知必须说行,说行必须说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不能单独解释。知行一体,知是行的开始,真正的知就是心向往之,行了就是把知真的实践了,终于与心向往之的状态融为一体了,叫知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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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也不断说明天理是我们心中本有的良知,是不学而得,哪里是关于外部世界的认识,外部世界的认识不可能是先天具备。但只要来到这个世界上就生活在情感中,生命情感就是良知,不需要教。天下许多人告父母,不是头脑中不知道孝,是孝亲之心被遮蔽。抓住心,心外无理,龙场悟道就是悟到这个命题。不要跟着朱熹的方法学做圣贤,因为朱熹说“即物穷理”。曾经王阳明跟着这个路子,身体弄得一身病。

龙场悟道,就是突然明白“心即理”。离开心别讲理,不要讲那个所谓的天理。禅宗的“即心即佛”,按阳明的说法就是“即心即理”。这就是《坛经》与《传习录》的关系。禅宗不能等同于阳明心学,原因是目标不一样。

禅宗是佛教宗派,修禅宗根本目标是达到涅槃的境界,了生死。儒家根本目标是天下关怀,承担对家族乃至民族的文化的责任。儒家把佛家的思想、精髓和思维方式吸收进来,没有禅宗,儒家不会达到陆王心学的高度,所以我们讲阳明心学与禅宗的关系要分两个方面,一是前后关联,二是目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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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说 “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这就是差别来了,王阳明批评了佛家因目标执着而放弃了活在世界上本应承担的责任,但不能用在六祖头上,因为惠能主张在家修行。

佛家的思想通过禅宗达到很高境界,“担水砍柴无非妙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儒家加了一句,还得告诉你“事君事父亦是妙道”,承担对天下、家族的责任也是妙道。这里有一个向上的反转,从禅宗反转到新儒家,宋明新儒学。我们终于明白了。

作为中国儒道佛,你只是为了了脱生死的目标而去修佛也可以,因为我们做不到阳明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我们必须知道阳明的境界。当然,学佛也需要认真修行,也很苦很累。我们选择读读道德经和庄子,向往洒脱的人生自由,这个境界也不容易达到。当然你选择信仰上帝可以,中国人真能信仰上帝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家破人亡,第二是跟祖国,跟民族完全隔开,你才发现了自己孤独的灵魂终于可以跪在十字架下。

中华文化五位最具代表性人物:周公、孔子、老子、惠能、王阳明

“儒道佛”三家到了宋明新儒学合流,把中国人生哲学推向最高峰,仍然以儒家为根本,但宋明的学问叫新儒家。“新”体现在有道家和佛家的思想,还体现在目标也是新的,就是要树立独立的人格,破心中之贼,解决中华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症状。

五、圣人留给我们的生活道理

王阳明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或说,圣人离我们很远,不关我们事。但是,幸福是我们每一个人毕生的追求,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功利心的力量之强,就连圣人的徒众都无法抗拒,更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一旦沾上功利,就会离道万里,难有幸福。

那么,作为普通人,我们又能怎样做?这要分两步走:首先去名就实,其次活在当下。功利包括名和利,非要选择,宁愿抛弃虚名,注重实利。这还不够,实利里面,又包含用功和结果两方面,应该立足于用功,活在当下,而不要关注结果。在用功的过程中,如果真能做到心无旁骛,也就离道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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