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当下，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在持续，经济的复苏回暖存在反复的风险。往前看，经济增长速度进一步放缓，进入3-6%的新增长区间，是大概率事件。 与经济增速下滑同步发生的，是以创新驱动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并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主引擎。 因此，不要再单纯看经济增速了，新3要比旧8好。在新模式下，能否有效提升中低阶层的收入水平，将成为决定经济前景的关键变量。 无论局面如何，政府部门对经济发展形态的动态应对能力都超乎想象。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信心！ 目录 一、 新冠疫情对当期经济的影响分析3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判断8 第一， 中国经济将进入3-6%新增长区间8 第二， 创新驱动正在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第三， 能否有效提升中低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第四， 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动态应对能力，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二、 中国经济前景展望：一手好牌，就看怎么打 正文 2020年4月22日，杭州。 这一天晚上，蓝狮子及巴九灵的创始人吴晓波先生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演讲活动——《激荡2020——疫情特别演讲》——这是一场线上直播。 在这场直播中，吴老师提到了一位上海90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一生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改革开放及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等重大历史事件，他一生中见识了太多的风雨跌宕，但他说，他从来没有见过“整个城市静悄悄，所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停摆的情况。” 是的，老先生说得没错。疫情之下，商场关门，餐馆谢客，景区空旷，街上无人。一切都如那位90岁的上海老先生所说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停止了，在过去的90年时间里，从未有过的景象。 新冠疫情将经济造成多少大冲击？或许，我们会说：”当人们处在风暴眼之中，往往会更悲观。等事情过后，才发现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020年3月8日，农历正月十五。任泽平发表了《疫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影响？》的研究报告。 根据这一报告，春节假期的7天时间里，受疫情冲击最大的电影票房、餐饮、零售和三个行业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元，占2019年一季度GDP 21.8万亿的4.6%，占2019年全年GDP的1%左右。 这个影响严重吗？7天，三个产业，1万亿，上一年度GDP的1%，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冲击。但是，从乐观的方面看，这也就是此次疫情的至暗时刻了。换句话说：从此往后的每一步，都是在向上走的。 2020年4月18日，国家统计局陆续发布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相关数据： 下降6.8%，下降19.0%，下降36.7%，疫情冲击下，绝大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出现断崖式下跌。 事后来看，疫情对经济最大的影响，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就在吴晓波的疫情特别演讲半个月前的4月8日，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撤除武汉市交通管控卡口，有序恢复铁路、民航、水运、公路、城市公交运行。全国范围内的复工复产全面提速，经济活动也在迅速恢复之中。到4月22日这一天，包括杭州在内的全国绝大多城市和农村，街上路上恢复了车来车往、市场商场恢复人来人往的景象，人民的生产生活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在防控的情况下，疫情对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也在逐步被消化。 根据6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1-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主要数据，主要经济指标降幅进一步收窄，处在持续回升之中，甚至部分指标已经回到正常水平。5月份的数据来看，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已经回到同比增长4.4%，这一水平，相当疫情前去年8月份的水平。1-5月份的数据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99194亿元，同比下降6.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下降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730亿元，同比下降13.5%。 综合宏观经济运行数据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两点判断: 一是积极因素明显增多，部分受益领域发展迅猛。一方面，用电量、铁路货运量等指标，由降转升，服务业也重新回到正增长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增长新动能，在不断增强之中：3D打印设备、智能手表、集成电路圆片、充电桩等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均在70%以上，而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网络问诊等领域快速扩张，很多指标增长是超过100%。 二是挑战仍然不小，回暖过程存在反复现象。如：41个行业中有25个行业出现增速回落或降幅扩大，产品增长面有所下滑。消费品行业出现下滑，增速由上月的增长0.7%转为下降0.6%，服装、家具、文教工美、皮革制鞋等行业下降在5.0%—11.4%之间。出口订单不足，工业出口交货值由增转降，同比下降1.4%，部分出口占比较高的行业出口交货值下降10%以上。累计看多数指标仍在下降，经济还未回归正常水平。等等，通过这些指标可以看出，目前经济恢复的过程，并非直线上升、强力反弹的态势，而是进三退一的螺旋式恢复过程。 特别是6月11日北京新增感染者以来，过去10多天时间里，新增感染者已经超过200人，防控措施也迅速升级，形势好像一下子又紧张起来了。 综合来看，对于短期经济形势来看，很难说可以完全放心了。不确定性还是存在的，经济复苏的节奏也随时可能被打乱，疫情防控存在再次升级的可能。 这正是这次疫情的麻烦之处。现在，虽然社会各界都期待有权威而明确的预期，但确实很难，甚至在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没有提出全年的经济增长指标。原因也在这里：不确定性太大了，疫情将怎么发展，还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都还没有到下定论的时候。 因此，除了适应这种不确定性，我们似乎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近期宏观经济运行的现实情况。 疫情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走向何方？对于这个问题，业界及学术界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分析和论述，但在我们看来，有些话并没有说透没有说彻底，难免给人隔靴搔痒之感。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不想隐藏我们的观点，而是直截了当、坦率地抛出我们的四个判断，与大家交流，也请各位专家指正。 第一，中国经济将进入3-6%新增长区间 从今往后的一段时间里，经济增速再下台阶，进入3-6%新区间，是大概率事件。 2014年5月，习总书记在考察河南的行程中，首次提及“新常态”。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作出的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总体判断。 虽然，此后中央每年对于经济工作重点的提法有所变化，从2016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的高质量发展、2018年中美贸易战背景下提出的“六稳”，再到今年两会期间提出的“六保”。这些提法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面对的宏观形势也不尽相同，但其内在的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如何在经济增速下调一个档位之后，如何确保国民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确保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新常态”这一论断的提出，是党中央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主动应对。 在提出新常态的两年前，中国的GDP增速首次破八，进入“七时代“（2012年，GDP为7.9%）； 而提出新常态的两年后，中国的GDP再下台阶，进入“六时代”（2016年，GDP为6.8%）； 此后几年，GDP增速均在这一期间运行，直到2019年，在内外部因素的严峻挑战下，仍然勉强实现保六。 显然，经济增速的下行，不是一个暂时现象。 即使很多人仍然怀念过去8%的高速增长时代，而且还希望能够再回到过去的美好时光。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2003年11月16日，当时还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在一个讲座中提出，中国经济将以8%至10%的速度持续增长20至30年。虽然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在不同的场合频频提及，但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作出这一判断不到10年，经济就开始进入“后八”时代了，然后再也没有回去过。在新常态的整体背景下，期待经济增速重回“八时代”，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合实际了。 那么，现实一点，经济增速将在什么区间运行？ 2017年年初，李迅雷就作出了中国经济运行将进入“存量经济”的判断，2018年10月，李迅雷进一步指出： “过去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个增量经济，增量经济它所带来的是一个趋势性机会，行业门槛很低，进去之后都能赚钱，存量经济就不一样了，存量经济就是个此消彼涨的结构性机会，所以为什么大部分企业家说日子不好过，因为现在大家朝存量经济的方向越来越近了。” 什么是存量经济？李迅雷先生在2019年4月接受原子智库独家专访中做了清晰解释: “存量经济时代，理论说就是GDP是零增长，就像日本。中国的GDP有6%以上的增长，现在还不是存量经济。但是存量主导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李迅雷作出关于存量经济的判断，主要的依据有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劳动力人口下降。国际上看，当韩国、日本、新加坡当它的劳动力数量出现减少的时候，它的经济增长就无一例外的回落了； 二是城镇化增速放缓，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 三是投资增长放缓。这三个方面将共同决定中国经济逐步进入存量时代。 从增速6%以上，到经济0增长，这个过程显然不会是一步到位的。根据我们运用过去20年时间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及三产贡献等多维数据构建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在不考虑疫情影响，2020年的经济增速将跌破6%，进入5-6%的水平。 在一季度负增长6.8%的情况下，假设第2-4季度恢复到正常水平，今年的GDP的预测值为4.9%。由于第2-4季度的经济活动并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因此实际增速应该会低于这一数值。 根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的预测，二季度经济实现0增长，全年经济增长在1%-3%之间。这是姚洋教授在2020年6月21日第二十届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暨中国企业家生态大会上发表的观点。 综合来看，在人口结构加速老化、城镇化进入后期及消费贡献提升缓慢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GDP增速在现有6%的水平上再下台阶，进入3-6%的新区间，已经是大概率事件。 中国经济增速进行下行趋势，原本就是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而此次新冠疫情，无疑加快了这一进程。 第二，创新驱动正在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过去40多年长期而持续的创新政策倡导、政府及企业不断加大的创新要素投入，以及对创新能力的饥渴式追求，正在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驱动逐步变成现实。 在此次疫情影响之下，一些行业出现了爆发式增长： 以盒马生鲜、叮咚买菜、每日优鲜为龙头的生鲜电商APP用户规模增长率均达到了100%以上； 以平安好医生、好大夫在线、丁香医生等在线问诊平台APP新安装趋势直线上升，叮当快药春节期间订单量涨幅达到109.7%，1药网，阿里健康、快放送药均有超过50%的涨幅； 学而思、猿辅导APP的日活跃分别增长1154%、525%，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在线电商、共享经济、移动支付等新兴技术应用领域在近年来突飞猛进之后所经历的一次脉冲而已。 集约发展、转型升级、创新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等等，这些早已众所周知、耳熟能详的概念，充分地体现了一直以来我们所倡导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动能转换的不懈努力。 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经典论断。1995年，党中央进一步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全国上下开始广泛探讨如何实现讨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直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理念，才系统地对过去数十年创新发展之路进行总结。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之一，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供给，着力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新旧动能加快接续转换。 2006年1月9日，全国科技大会明确提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 在这次大会上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今后15年国家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并针对未来挑战重点安排了生物技术、信息、新材料、先进制造、先进能源、海洋、激光和空天等8个技术领域的27项前沿技术、18个基础科学问题。 15年来，在一系列与创新发展、转型升级的政策组合拳的影响下，我国几乎在所有重要科技领域均取得重要进展，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已经基本形成，并开始结出累累硕果。 2019年9月，德勤中国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创新现状的重磅报告《中国创新崛起——中国创新生态发展报告2019》。 根据这一报告，中国在创新要素、投新投入及创新水平方面，已经处在全球范围内的第一梯队，科技人员规模、企业研发投入增速、人力智能技术等指标甚至遥遥领先。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例，中国是世界上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最积极的国家之一，人工智能技术自2015年进入商业应用阶段后，已经逐步在众多行业得到应用，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投融资总规模达1,311亿元，融资事件597笔。截至2018年，中国人工智能领域融资总额占全球融资总额6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景受到政府、企业等社会各方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这一报告，2025年世界人工智能市场将超过5万亿美元，2017-2025年复合增长率高达128%。正是在人工智能这一当今世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中国已经处于明显领先位置。 2018年4月19日，中兴事件爆发三天后。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的背景下，《科技时报》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题，推出了一组由35篇报道组成的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统性地向公众介绍了我国在哪些核心、关键领域还受制于人，具体包括光刻机、操作系统、芯片等。 其实，这组数据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在跋山涉水、历尽艰辛之后，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已经越来越接近最高峰、最前沿：以35项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为代表的关键技术，是剩下的未被攻克的领地。 如说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还在处在山脚下的水平，目前至少已经是走到了高原地带，并且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山峰登顶。从引进技术到进口替代再到自主创新，中国科技进步水平，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在促进产业发展、实现动能转换，扮演越来越为重要的角色。 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正在成为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源。以制造业大省浙江省为例，2015年全省共有高新技术企业7905家，2019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6316家，4年时间实现翻番；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的比重，从37.5%提升到54.5%，占比超过半壁江山，妥妥地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作为经济发展潜力的风向标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更是从23930家迅速发展到63677家，增长超过166%，发展后劲十分强劲。 浙江显然还不是高技术产业发展最为迅猛的省份。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5年全国共有高新技术企业5.15万家，到了2018年，这一数据就猛增到18.10万家，增长了251%。 数量仍然迅速增长趋势的十数万家高新技术企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成为经济结构调整的生力军，而创业板、科创板的近1000家上市公司，更是其中的领头羊。 这一系列证据已经充分表明，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特征的经济发展动能切换，正在持续提速之中。 第三，能否有效提升中低社会阶层收入水平将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 今后一段时期，居民消费能力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制约因素，而收入水平则是决定消费能力的关键变量。在此次疫情之前，全国上下对居民收入及消费能力问题的重视程度是远远不足的。今年两会的总理记者会上，李总理的一番肺腑之言，让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020年5月28日，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闭幕会后的记者会上披露， “我们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是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 总理的这一番话经媒体报道后，瞬间刷屏。人们不禁发问：这是真的吗？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很残酷，事实却是如此！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万海远、孟凡强的分析： “这6亿人的典型特征就是，绝大部分都在农村，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家庭人口规模庞大，老人和小孩的人口负担重，是小学和文盲教育程度的比例相当高，大部分是自雇就业、家庭就业或失业，或干脆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根据这一报告，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群体，人口规模为9.64亿，占到全国人口的68.86%；月收入在2000-5000元的中产阶级，人口规模为3.64亿人，占比26%，而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共有7182万人，占比人口比例为5.12%。 居民收入问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结构也存在明显的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7%，整体看增速似乎还可以，但分组别来看，占全国人口20%的高收入家庭，2018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8%，但同样占全国人口20%的中等收入家庭，其人口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却只有3.1%，考虑到通胀因素，实际增长率几乎接近零。 即便把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这两个组与中等收入组合并，则该大组的家庭人口要占到全国的60%，2018年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增长率也只有4.4%。这正是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指出的“中产在塌陷”的原因所在。 早在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央政府首次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的政策导向。但最近20年来，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标来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的水平，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消费对经济拉升动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中间阶层的消费能力不足。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强，但消费意愿较低；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弱，收入水平短时间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当前国民收入水平及财富拥有水平到底差距有多少？ 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市面上几乎很难找到权威的公开数据，只能根据不同层面的相关数据进行推算。 先来看看一组招商银行披露数据。招商银行是全国资产规模排行第一的中小银行，私人银行业务业内领先。根据招商银行2019年报披露的数据来看，私人资产在1000万以上的超级VIP客户共有8.16万户，持有资产为22310万元，数量占该行全部个人客户1.44亿的0.057%，持有资产占比为29.77%,人均资产规模为2731.65万元。 如果把持有资产超过50万元的客户计算在内，总人数为264.77万人，持有资产为60852.25万元，人均持有资产229.83万元，以占全体存户1.84%的客户比例，持有资产占比为81.20%。 中国工商银行披露的数据虽然差距程度明显低于招商银行的客户，但情况大致类似：持有资产在800万元私人银行客户共有9.02万人，持有资产为15547万元，人均拥有资产1723万元，以0.014%的人数，拥有10.65%的财富。 这两家具有代表性的银行的数据，是中国居民财富悬殊的一个小截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图景。 根据2019年6月6日贝恩公司和招商银行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银行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高净值人群规模达到197万人，共持有61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年均复合增速为12%，高净值人群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3080万人民币。这部分高净值人群，仅占全国人口的0.14%，但拥有的全部可投资资产比例为32.10%。 这是当前我国国民收入及国民财富存在巨大差距的一个缩影。在过去，我们经常自嘲“被平均”，但现在来看，这种“被平均”现象不再是一个段子，而是成为切切实实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核心因素。以招商银行这种定位相对高端的银行来看，一方面是人均拥有上千万资产的、人数占比仅为万分五的高净值群体，另一方面是1.41亿普通客户平均持有的资产不到1万元（确切的数据是9966.04元），更不说其他拥有更多普通客户的四大行，普通用户的平均持有资产只会更低。 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低收入阶层，无论是从拥有财富的绝对数，还是收入提升的增速，都远远落后于高收入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扩大内需、消费升级的基础何在？ 因此，在一点上，我们高度认同李迅雷先生提出的一个观点：国家在宏观政策导向上，要减少对企业部门的补贴，相反，应当在最终消费领域给中低收入居民以补贴。 这样一来，既可以缩小收入差距，又可以促进消费，同时，也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更加符合国际规范。李迅雷先生认为，目前各地方政府针对企业的补贴政策，存在互相攀比的情况，在同质化竞争条件下，最终往往导致全社会产能过剩。在对居民部门进行补贴的具体举措上，李迅雷也提出了三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原文摘录如下： 第一，通过消费补贴或调整消费税税率等方式，鼓励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扩大服务业消费空间，如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新型信息电子产品等，扩大文化娱乐消费、体育健身健康消费新空间。 第二，扩大国有股权无偿划拨给社保的比例，让我国中低收入阶层敢消费，减少消费的后顾之忧。 第三，通过减少对企业补贴、增加对中低收入居民补贴幅度的方式，优化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结构，扩大对居民部门财政支出的比重。 第四，政府部门对于经济发展的动态应对能力，超出绝大多数人的想象。 在此次疫情之中，“新基建”一词成为网络热门词汇。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大公共卫生服务、应急物资保障领域投入，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到4月中旬，就有13个省区市发布了2020 年新基建相关重点项目投资计划，其中 8 个省份公布的计划总投资额，达到33.83 万亿元。 新基建是应对疫情才提出来的吗？显然不是，事实上在一年半之前的2018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已经明确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这次疫情，只不过是加快了这一过程而已，促使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把工具箱里的政策工具悉数派上用场。 对于政府要不要通过制定产业政策要干预经济发展，学术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暂时把这些争议先放一边，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官员，对于发展经济仍然具有强烈的动机，而其担当精神，也是毋庸质疑的。 在一篇广为传播的长篇分析文章《在湖州体会中国治理：天下如你，百姓无忧》中，知名财经媒体人士秦朔指出： “在湖州，我看到的不是政府和社会的对抗关系（state versus society），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赋能的嵌入关系（state in society；在湖州，我看到的不是政府和市场的争利关系，而是充分民营化的经济主体与真正服务型（同时也有约束性）的政府间的共济共赢关系。” 而对压力型的政府体系中，政府官员的内在动机，更多的，不是经济上的，而是一种责任和感情在驱动： “为了面子和自尊。阳光财政下，大家收入是一样的。但跟别的地方比，经常坐不住，不服气。这是原动力。要想办法比他们干得更好。” “人家都那么拼，你也不好意思掉链子，万一掉了几次，以后也没有机会了。” “大家都爱这片土地，都想这里一天天更好。爱就是动力，这是比钱更重要的。” 现在的政府官员，从中央到地方，事实上一天到晚，都在考虑怎么发展经济，有什么新举措，怎么优化营商环境，怎么招商引资，怎么抢人才。政府官员对于经济介入的深度和广度，在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是看不到的。如此用力至深，岂有不发展的道理？ 当然，各级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不仅仅是在引领发展方面，而是全方位的、整体性的：有高质量发展，同时也有精准扶贫、全面脱贫；既有鼓励创新创业的“万人计划”，也有保障民生的地摊经济。 在两会记者会上，总理在谈到民生问题时明确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发展有序的地摊经济，总理指出，“人民群众中有无穷创造力。回想改革开放之初，大批知青返城，就一个‘大碗茶’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前两周我看到报道，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 “地摊经济”提出之后，股市相关个股趁趁势炒作了一把。短期炒作其实不必太过理会。发展地摊经济的意义，远远不只是炒作一番就过去了。我们对“发展地摊经济”的看法是：这是中央层面经济和社会治理策略的重大调整，从过去单纯地追求城市面貌的整齐划一，到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管理思路的转变。 发展地摊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为社会底层群体提供一条活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一条灵活就业、获得收入、养家糊口的路子，让整个经济循环起来，加活跃起来，更加流动起来。这个政策，比单纯发放低保、失业救济，要高明得多。让社会底层能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 这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 所以，从新基建到地摊经济，都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因时因地、实事求是、灵活应变的治理智慧。水来土掩，兵来将挡。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冈。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 回到根本上来，从更宏观的维度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长时间高速增长的最大秘密，在于同时拥有了计划与市场两种经济制度的优势，同时通过扬长避短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两种制度的弊端。 改革开放“民间智慧领袖”、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经济制度》中所提出的“县际竞争”这一概念，解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奥秘，财经作家吴晓波用更加通俗的语言再现了这一逻辑： “在中国，所有的市长、市委书记就是董事长，所有的县长、市长都是总经理。他们跟我们做企业一样背着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净利润，他们背着GDP，有财政收入。所以张五常说，中国每一个地方的地方长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当做公司来经营。这就是所谓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奥秘所在——虽然 我们在任何官方话语系统中看不到这样的表述，但从严肃学者及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也是奉行自由竞争原则的市场经济体，在某个阶段、某些方面上竞争不过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一点，也是他们批评中国经济制度最多的地方，也是很多时候，他们对中国经济政策不信任的原因所在。 但无论如何，政府主导，土地国有，公有制，规模可观的社会财富，灵活应变、发展至上的执政方略，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决定了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底牌，远远远远还没有到“技穷”的时候，更遑论“失控”了。 不管你喜欢与否，愿不愿意承认，中国政府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心和能力，是任何个体、任何组织、任何国家都小觑不得的。 2018年12月26日，一群国内财经工作与金融研究领域的顶级专家，为一本新书举行了一场严肃而低调的高层研讨会。 这些专家有来自政府部门的官员，如中财委办公室的韩文秀、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王毅，也有学术界的大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等等，他们研讨的焦点是一本名为《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的新书。 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2000-2016年中国的资产、负债和财富的“家底”和盘托出，填补了我国国家资产负债表数据的空白，为分析中国的国家能力、要素配置、财富构成与债务风险等提供了权威依据。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提到的一组数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2000年到2016年底，中国政府所拥有的社会净财富从9万亿元上升到119万亿元，占全部社会净财富437万亿元的27.23%。政府部门占有大量社会净财富，是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显著差异。2016年，英美政府净资产均为负，其中美国的政府负债高达二十万亿美元，而日德政府净资产占社会净财富比重均不足5%。中国政府所则鹤立鸡群，拥有雄厚家底。这些财富，构成政府实施系列经济发展措施的坚实基础。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 这是国家的财富家底。从发展活力来看，从放眼全球，中国无疑仍然是经济发展活力最为强劲的经济体。 2020年4月10日，同样是一个新书发布会——只不过这次是在线上——两位国内国际顶级投资家高瓴资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磊与黑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苏世民就疫情下的市场破局与投资趋势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话。在对话中，张磊明确表示，“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就在当下，现在就是重仓中国最好的机会。”而苏世民同样认为，疫情过后，中国会是全球恢复最快、最好的国家，在未来世界蓝图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高瓴资本张磊对话黑石集团苏世民 所以，看短期，看眼前，很多时候容易被细节和问题困住，但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我们就能够看清背后趋势性的关键变量，从而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盘。 因此，在本研究报告的最后，我们也要对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变量作一个小小的展望，同时也表达我们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 首先，最为重要的，中国经济创新发展、向上升级的前进方向不可阻挡，也终将取得不凡成效。以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将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高质量发展也必将成为事实。也正因为如此，经济发展的表面看似平静，但内部结构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新兴产业以30-50%甚至更快的速度突飞猛进，而落后产能、僵尸企业则在痛苦的出清过程。这种出清背后，可能是无数人毕生财富的转眼成空，但同样地，也将有更多的新兴产业新秀不断涌现出来。不管是华为、阿里巴巴这种巨型的领袖级企业，还是无数处理初创阶段的新团队、新项目，中国大地上的创新步伐不没有放慢，反正更加紧凑，迎头赶上，正在与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顶级水平进行正面交锋，继续攀登之前看起来遥不可攀的高峰。 另一方面，我们也相信，中国有条件也完全有能力妥善解决居民收入水平和财富状况悬殊问题。即使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但中国无疑具备更大的政治合法性、更有力的手段可以来解决这一问题。 在过去的2019年，全国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全年减税降费2.36万亿元，这已经充分体现出政府在减少企业负担的决心和执行力。接下来，能否在扩大中产阶段及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有更多的实效举措？从而让广大老百姓想消费、敢消费、有能力消费？换句话说，住房贷款的利率能否定向下调？国家在教育、医疗方面的民生支出，力度是否可以再大一些？这些政策，决定着中国经济的未来空间。 是的，国内消费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空间，这事实也是能否成功构建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消费能力又受制于收入水平。所以，千发展，万发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是根本。 我们认为，这个根本，也是接下来各级政府经济工作的关键着力点，将决定未来长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未来十年、二十年，国内消费或早或晚都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引擎，而只有妥善地解决贫富悬殊问题，通过精准政策切实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才能更好地将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一、新冠疫情对当期经济的影响分析
二、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四个判断
三、中国经济前景展望：一手好牌，就看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