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和城镇生活废水与人口增长正相关

李尚勇（独立学者、现实制度问题研究者、两部“制度困局”作者）

【导读】我们提出问题，指出隐患，居安思危，不仅是为了当今进步，更为了少给子孙后代留下隐患和地雷。笔者在《人口困局》一书2014年出版以来，已经为此不懈努力，并引起中高层关注、重视。今天已经能够看见，官方比2014年以前更重视生态与环境。

废水及其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口增长和粗放式经济增长正相关，这差不多是常识，但要利用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加以说明似乎非常困难。因为，这些数据是典型的“神仙数字”。

一方面，有关部门统计的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没有包括农业、农村和乡村非农业产业。另一方面，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并不是“统计”的结果，而是用“人均系数法”测算的。其测算公式为：城镇生活污水（或污染物）排放量=城镇生活污水（或污染物）排放系数×市镇非农业人口×365天（《中国统计年鉴（2006）》第十二章“主要统计指标解释”）。农村农业人口的生活污水排放量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都不在统计之列。

某地直接往江河排污的一个排污口（摄影：李尚勇）

更要命的是，废水及其污染物排放数据往往与“排放达标”之类的行政管理目标有染，所以不仅绝对数有问题，相对数也令人生疑。例如，1990—2010年，中国GDP总量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6.3倍，但2010年纳入统计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却比1990年略有下降[1]，这与日益恶化的水污染现实明显不相称（见图7-1）。[2]图7-2所显示的1995年的污染物（化学需氧量COD）数据，与5年后的数据差异巨大，便是一个“经典个案”。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废水数据有三个，即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以及其中包含的直接排入海的数量和达标排放量。本书图表用的是第一个数据，即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排放总量”。

根据统计定义，工业废水排放量是指“经过企业厂区所有排放口排到企业外部的工业废水量”。如果企业安装了污水处理装置，则“工业废水排放量”便小于“工业废水产生量”。换句话说，工业废水统计指标，包括工业废水的产生量和排放量（表7-1），而后者还被区分为是否“达标排放”。所以，图7-1中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已经消化（处理）了很大一部分“工业废水产生量”，因而越来越少。问题只在于，企业的污水处理装置是否真如统计数据显示的那样有效运转。

本书最感困惑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本书虽然也批评官方统计数据偏离现实，但更多地，本书还是要借助于这些统计数据才能说明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

其实，这些统计数据更多地不是作假（虽然的确有地方政府及其统计部门作假），而是囿于形式上的统计规范，例如，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职能部门的统计依据（技术标准）等等，所以，统计数据偏离实际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统计的指导思想。其实，很多时候，笔者都可以从这些纷繁复杂的数据中，看出一些职能部门（比如国家海洋局、国家环保部）在处理并公布这些数据时的良苦用心（例如，有时几年后公布的数据会比当年例行公布的数据有很大不同）。能够做到如此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希望读者能够体会并体谅上述这些“苦衷”。

当然，中国环境统计数据严重失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2010年以前，在环境类统计指标中有一组“工业废水处理率”和“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数据。根据1995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前者为96.9%，后者为55.5%[4]；2000年，前者为94.7%，后者为82%[5]。明显荒谬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在全国水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却从2001年的85.2%逐年提升到了2010年的95.3%。到了2011年，这个游戏明显玩不下去了，于是，在2011年的环境类统计指标中，这一组统计指标被删除了[6]。其实，长期以来，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地方企业）普遍超标排放污染物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2017年“环保督察风暴”的一个现实意义便是间接确认了这个事实。[7]

显然，中国环境统计数据失真是制度性的。所以，本书处理那些缺乏逻辑、相互矛盾数据的基本原则是，尽可能客观地表述不同来源的数据，并尽可能用趋势图展示之。相信读者自有现实判断力。

下面来看纳入国家统计范围的废水排放情况。

中国纳入统计的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主要由国家环保总局（部）通过次年的《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发布，随后也由国家环保总局（部）和国家统计局通过次年的环境（统计）类“年鉴”发布。

2010年以前，这组数据由两部分组成，即工业排放量＋城镇生活排放量＝公布的全国排放总量。2011年以后，该组数据增加了“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的相关排放数据，但这些数据占排放总量的比例太小（即小于或者远小于1%，见图7-2黄色图柱上面那一小点），因而没有分析价值。（见图7-1、图7-2）

资料来源：《1990、200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1）》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该组数据在2011年以后的改进中，真正有意义的是，在废水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中增加了农业的排放数据（见图7-2黄色图柱）。农业才是中国水污染物的“大头”（详见本章第3节）。

废水的主要污染物数据包括化学需氧量COD、氨氮以及各类重金属和挥发酚、石油类等污染物的排放量。因为这些污染物数据均扣减了因污水处理所削减的数量，而这涉及到治污统计数据的可信度，所以相关数据“不能当真”。

化学需氧量（COD）是指受污染水体中的有机和无机物质（主要为有机物）被强氧化剂（如高锰酸钾、重铬酸钾）氧化时所消耗的氧气量，计量单位为毫克/升。它是检测有机物污染当量的重要参数。

安徽省环保局官员告诉记者：“环保与水利两家检测方式不同，环保部门只检测入河量，而水利部门从出厂沟渠算起；环保部门按一年225天计算，水利部门按一年300天以上计算。这种差异使安徽淮河流域COD排放量计算结果差了接近1倍”。另外的事实是，“中小企业的污水85%以上进不了河流，就地蒸发或下渗了”，进不了统计范围。[9]

尽管如此，有关部门公布的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排放数据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为它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一些“规模”或“发展趋势”。

例如，图7-1显示，2015年，中国纳入统计的废水排放总量为735.3亿吨，这是1990年的2.1倍，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减少了20%（这尤其令人生疑），城镇生活废水排放量增长了4.1倍。因为后者是根据城镇人口数量推算的，所以直接体现了城镇人口增长（同期，城镇人口增长了1.6倍）对废水排放量的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公布的1995年的废水及其主要污染物数据“鹤立鸡群”：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81.6亿吨，其中的COD排放量1622.9万吨，这比先前例行公布的1995年的同组数据分别增大了26.9%和110.8%。[10]（见图7-1、图7-2）可见，废水中的主要污染物数据比废水数据问题更大。

据国家环保部高级官员介绍，“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中央政府把化学需氧量（COD）列为地方政府主要污染物减排的考核指标。当年，国务院委托国家环保总局与各省区市政府“签订了减排的目标责任书，削减的基数是按照2005年的统计基数来确定的”[11]。这一行政考核目标任务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这一时期的COD统计数据，笔者不得而知。不过，在图7-2中，工业废水的COD排放量从2006年开始逐年减少便多了一种解释。

尽管环境统计数据失真，但仍然可以从趋势看到，绝大多数工业污染都与总人口及其增长密切相关。从污染物排放结构来看，更是如此。例如，在工业废水的有机物污染指标COD中，排放量排在前8位的污染大户都是与人口总量关系密切的行业，它们分别是造纸、农副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纺织、饮料、化纤、食品和医药行业。2010年，这8大行业被统计的COD排放量占工业总排放量的75.8%[12]。在2007年的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中，造纸、纺织、农副食品加工、化学原料及制品、饮料、食品和医药等7个行业的COD排放量占工业总排放量的81.1%。[13]

显然，每个人都希望喝到下面这样洁净的天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