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沛军/文
徐渭（1521—1593），字文清，后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别署田水月等。徐渭生于浙江山阴（今绍兴），他是疯子，因为他性格古怪，为人不羁，甚至以各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方式尝试自杀。他是死刑犯，由于现实的压力、生活的不幸，以及曾经的上司被陷害导致其极度恐惧，在精神濒临崩溃之际，亲手杀死了妻子。但他又是一位天才，六岁“入小学，书一授数百字，不再目，立诵师所”；八岁“稍解经义”，开始学作“时文”；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徐渭集》，第1325—1326页）他很早就以文才闻名乡里，但鄙夷八股，沉溺于经史诸家，再加上蔑视礼法、“不为儒缚”（《徐渭集》，第639页）的思想，对他的仕进极为不利，因此二十岁得中秀才后，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
而最为后人称道的，他还是一位艺术家，他的绘画开创了大写意水墨画的新气象；他的书法，笔法多变，标新立异，风格自然洒脱，其醉态狂草吸引了不少仰慕者。此外，他还是散文家、戏剧家、军事家等等。在拥有各种不同身份的同时，徐渭也显示出多重的艺术人格特质，值得学者深入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对徐渭的艺术人格的探讨，进一步丰富徐渭的研究成果，深化人们对徐渭绘画作品及艺术风格的理解，为当代艺术家艺术人格的塑造与建构提供某些借鉴。
由于自身的性格特征以及人生经历，再加上明代心学的思想洗礼，使徐渭艺术作品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而在其独树一帜的艺术观的指导下，又表现出多重的艺术人格，其艺术人格中不同的特质之间又彼此影响，相互渗透，这才使徐渭的艺术人格变得完整起来。在徐渭身上，大致表现出以下四种不同的艺术人格特点。
一、游戏型人格
徐渭是一个注重本心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追求的并不是把真实的事物再现于笔下，而是将自己的心情、心境融入艺术创作中，以此来寄托自己的内心感情，其目的已经不仅仅限于绘画本身，而往往一时超乎其上。这种艺术追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特征。
徐渭画如其人，常常不泥于古、不拘常规，肆意将物象颠倒，不按常理处置，将四时花卉画于一卷，名之曰“四时花卉图”，这大概也是其“游戏笔墨”的一种表现方式。这是徐渭杜撰之画，这样杜撰的布局安排虽然不合实际，却在一定程度上寄寓着画家某种感情，而这种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反而使这种情感得到更为强烈的抒发。
徐渭曾说自己的画就是“戏谑”之画，他甚至在画上落款“天池山人戏抹”，意思即作画就是一场游戏，而这里的游戏之意则是强调作画要突破常规，任随性情，在艺术上突破现实的围困，而起到一种“悦性弄情”的作用。
他又时称自己的画为“恨人之画”，如他在自己所画的《雪竹·其三》上这样题诗：“画成雪竹太萧骚，掩节埋清折好梢。独有一般差似我，积高千丈恨难消。”（《徐渭集》，第844页）事实上，画中竹便是“我”，以雪压竹，正是现实对“我”之不公，宣泄的正是胸中不平之“恨”。而在徐渭的题画诗中，这种宣泄功能更是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所以我们又可以看到下面的诗句：
老夫游戏墨淋漓，花草都将杂四时。莫怪画图差两笔，进来天道教差池。——《四时花卉图轴》1
梅花浸水处，无影但涵痕。虽然避雪偃，恐未免鱼吞。——《浸水梅花》（《徐渭集》，第837页）
六月初三大雪飞，碧翁却为窦娥奇。近来天道也私曲，莫怪笔底有差池。——《雪里荷花》（《徐渭集》，第1316页）
芭蕉雪中尽，那得配梅花？吾取青和白，霜毫染素麻。——《蔷薇芭蕉梅花》（《徐渭集》，第1306页）
在《花卉杂画卷》中，徐渭画的是梅枝浸在水中。作者画梅，未尝不是在画自己。1873年，德国美学家罗伯特·费希尔提出“移情”（empathy）概念，又称“移情作用”，“是外射作用的一种”，指的是在审美欣赏活动中，“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的身上去”2。在画卷中，徐渭正是把自己深受压抑的感受，以浸水梅枝的画面表现出来，画家自己受到压抑，笔下的梅花也不能幸免。此外，夏日的荷花与冬天的雪花一并出现，夏日青翠、冬日枯萎的芭蕉却出现在梅花开放的季节，还有夏日的飞雪，等等等等，都是徐渭游戏笔墨的体现，都是画者对无情不公之现实的反抗之作。
因为“游戏”，所以不拘法度，他要求一种率性而为、任意涂抹的痛快的创作方式，只有心中的感情得到宣泄才得以满足。所以他的画不是“画”出来的，而是“涂”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间无事无三昧，老来戏谑涂花卉”（《徐渭集》，第154页）、“涂时有神蹲在手，墨色腾烟逸从酒”（《徐渭集》，第151页）、“知道行家学不来，烂涂蕉叶倒莓苔”（《徐渭集》，第450页）此类的题画诗句。也正是“涂抹”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强烈的生命感。
面对残酷炎凉的现实，作者也只能通过这种游戏的方式来发泄，这使他形成一种玩世不恭的游戏型人格。徐渭将为自己编写的年谱取名“畸谱”，他曾为《庄子》内篇作注，而在《庄子·大宗师》中就有这样的话：“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3在这里，庄子所谓的“畸人”是与世俗不同的“异人”“奇人”的意思，而很显然，在这里徐渭认为自己便是一个畸形社会中的“畸人”，而所谓的“畸人”，即被世俗者视为怪异的人。将自己视为“畸人”，本身便有自嘲的意思，也透出一丝戏谑的意味。所以，徐渭作出这样一副对联：“随缘设法，自有大地众生；作戏逢场，原属人生本色。”（《徐渭集》，第1160页）在他看来，不仅仅艺术，人生本身也是游戏一场！
二、圣人型人格
虽然徐渭把人生视为一场游戏，但在他心中未必没有神圣可言。在对徐渭思想、艺术的考察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有受王阳明心学影响过的痕迹。而徐渭受王氏心学影响的结果，是直接表现为一种理想的圣人型艺术人格。
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王阳明则公然以“吾心”代替“天理”，认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4。由于“吾心即天理”，所以人的主观个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王阳明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人人皆可为圣贤”。当然，先秦时期的孟子就说：“人人皆可为尧舜。”5荀子也说过类似的话：“涂之人可以为禹。”6而这些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到了徐渭出来的时候，圣人的划分才有了一个相对具体的标准，即“凡利人者，皆圣人也”。
在《论中三》中，徐渭就提出大胆而且激进的思想言论：“自上古以至今，圣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君四海、主亿兆、琐至治一曲之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徐渭集》，第489页）他认为，圣人的标准就是“利人”。这实际上是把“圣人”的标准开放化，将“圣人”的范围扩大化，这也是对道学文人为维护纲常而代圣人立言的猛烈抨击。徐渭的“利人”原则，“不仅仅肯定圣凡道体上的平等，而且消弭了圣凡的界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原儒之民本思想以等级秩序为前提的基本原则”，并“将平民意识向前推进了一步”7。由于这种平民意识，使得徐渭在为人处世上表现出一种蔑视权贵的行为，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权贵并非神圣的。
从徐渭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所谓的平等在现实中是无从实现的。现实中未能实现抱负，有些人可能因此变得不再理想，而有些人却往往变得更加理想，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想法只能依靠理想来使之圆满，而徐渭正是这样的人。其理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逃避现实、反抗现实，从而得到自我慰藉。徐渭在出狱后，更加注重人格的平等，尤其与贵人相交，倘若对方高高在上，以儒家礼仪束缚他，他便拂袖而去，或将对方拒之门外。
而这种平民意识对他的艺术思想影响甚深。徐渭在《西厢序》里说道：“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尤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故余于此本中贱相色，贵本色。”（《徐渭集》，第1089页）邱春林认为，徐渭这里提出的“本色”论，“也是他‘布衣圣人’的理想人格在艺术上的延伸”。他还认为，徐渭说的本色“并非儒家的圣人本色，而是平民的生活本色。他认为一个人的见解只要出自真诚，出自常情，不管优美典正与否，都可以成就好文章”8。
徐渭虽然主张平民本色，但这并不同于艺术作品的庸俗化，所以在徐渭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一种与俗人相别的艺术追求。譬如在绘画上，他在《水墨牡丹》中写道：“腻粉轻黄不用匀，淡烟笼墨弄青春。从来国色无妆点，空染胭脂媚俗人。”（《徐渭集》，第852页）在书法上，他认为：“高书不入俗眼，入俗眼者必非高书。然此言亦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徐渭集》，第1097页）所以，在徐渭的内心有一种平民的艺术意识与“利人”的人生追求，同时又有一种潜在的高贵意识与圣人追求，两者共同存在，不相矛盾。
三、侠客型人格
在徐渭艺术人格的表现中可以看出，圣人其中，侠客其外。在圣人型的人格之外，他还表现出一种侠客型人格。所以在徐渭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笔下不时散发着一种英雄意气，譬如其诗歌的标题“侠客”便投射出一股侠气：
结客少年场，意气何扬扬。燕尾茨菰箭，柳叶梨花枪。为吊侯生墓，骑驴入大梁。（《徐渭集》，第97页）
徐渭少年时曾随彭应时习武，也喜欢结交英雄豪杰，他关心国家命运，投笔从戎，虽然未能持刀驰骋沙场，但也在参与抗倭斗争中献言献策，甚至“尝身匿兵中，环舟贼垒，度地形为方略，设以身处其地，而默试其经营”（《徐渭集》，第465页）。而当获悉戚继光在抗倭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徐渭曾写了这样两首诗表示庆贺：
战罢亲看海日珣，大酋流血湿龙衣。
军中杀气横千丈，并作秋风一道归。
金印累累肘后垂，桃花宝玉称腰支。
丈夫意气本如此，自笑读书何所为。
——《徐渭集·凯歌二首赠参将戚公》（《徐渭集》，第342—343页）
万历四年（1576），随着胡宗宪获罪下狱，胡幕解散，徐渭的抗倭历史也被画上句号。虽然在现实中，徐渭未能让自己的理想实现，而只能通过诗文来抒发这种侠客形象的扬扬意气，但晚年的他想起未竟之功名，还不免心生慨叹：“少年曾负请缨雄，转眼青袍万事空。”（《徐渭集》，第359页）他也羡慕边塞健儿可以“立马单盘俯大荒，提鞭一一问戎羌”（《徐渭集》，第361页）。这种滋味，真是难为外人道也！所幸的是，我们尚且可以从其诗作中感受诗人的侠客情怀，意气扬扬，慷慨豪迈，是诗人，亦是侠客。
在徐渭的书法作品中，也表现出这种侠客型人格，从袁宏道评价徐渭书法的话中便可见其一斑：“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徐渭集》，第1343页）而在《应李以赏歌姬》中，徐渭自己就写道：“近闻剑气新雄舞，那得还来助草书。”（《徐渭集》，第774页）所以，当我们看到徐渭的草书时，颇有一股剑气在其中。不要以为舞剑只是舞剑，其中还蕴藏着草书；也不要以为书法只是书法，其中所散发的是剑气：“大娘只知舞剑器，安识舞中藏草字。老颠瞥眼拾将归，腕中便觉蹲三昧。”（《徐渭集》，第159页）所以可以知道，称徐渭为“字林之侠客”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徐渭的书法，其字时大时小、时草时楷，笔画忽浓忽淡、忽干忽湿；而其运笔如舞剑，风驰电掣，百转千回，气势逼人。如此狂宕奔放，如此气魄恢宏，是书者，亦是侠客。
在绘画中，其狂草入画，涂抹泼墨，造成一种磅礴浩荡的气势，虽然是花卉草木，却也带着一股侠客豪气。邱春林举徐渭的一首题画诗《芭蕉》为例：“蕉叶屠埋短衣后，墨榴钱锈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谁比，朱亥椎临袖口时。”这是徐渭的一首题画诗，画的是芭蕉和石榴。“徐渭则结合自己的身世感悟，对芭蕉的图像意义做了拓展。他在这首题画诗中，把枝叶宽大的芭蕉比拟成袖藏铁椎的朱亥，把斑驳的石榴比作铁椎，并以朱亥的豪侠精神来自比，和盘托出了心里的愿望和无奈。徐渭笔下的有些芭蕉因此显得枝叶不整，如剑如戟，与离群绝俗、铁骨铮铮的侠客形象正相比拟。”9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徐渭的《醉中赠张子先》中说的“半儒半释还半侠”（《徐渭集》，第123页），事实上也是徐渭本身气质的自我写照。
四、狂者型人格
在徐渭的多重艺术人格中，狂者型人格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欣赏徐渭的书画作品时，我们常常能够感受到一种“狂者”气象。这种“狂者”气象，源自他性格中的狂傲不羁，也来自他对传统的突破与创新。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狂态更是他反抗现实却无力改变时痛苦愁闷的宣泄，这种宣泄的狂态也成就了他的狂者气象，成就了他的艺术风格。
这种狂者气象在书法上，尤其在其狂草上，表现为运笔的夸张、结字的随意、章法的肆意，让人感受到一股疾风骤雨式的狂躁，震撼人心。我们看看袁宏道初次看到徐渭的书法时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强心铁骨，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字画之中宛宛可见，意甚骇之。（《徐渭集》，第1342页）
这是徐渭草书给人的一种普遍的强烈的感受，它有一种震慑人心的力量。这种书法风格摆脱了由来已久的重和谐、中庸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他不愿遵循所谓的法度，于是乎他大胆突破，取险而书，走向了冲突、狂躁的另一面。
现实种种的残酷在他心中沉淀、发酵，直到徐渭入狱之后，一切的苦闷无处发泄，所以他把精神更多地寄托在书画上面，抒发烦闷，排遣义愤。于是“从《前后破械赋》开始，徐渭在狱中就创作大量的书画作品，这些作品挣脱了传统儒家的道德的束缚，不拘法度，抒发心中的种种痛苦、郁结、沦落和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书如其人，他的行草书具有一种癫狂的醉态，笔墨流动，仿佛非理智清醒的人所为。他可以进入一种忘我的创作境界，可以完全忘却周围的物理世界，全然进入心理的专注，达到心忘手、手忘笔、笔忘字、不经意运笔而自然有书的境界，得意而忘形”10。可见，徐渭的书法已经达到人书合一、人书俱狂的状态。
这种狂者型人格在绘画上表现出来的，是正如徐渭自己所说的“张颠狂草书”，而在他的题画诗中也不时会出现“黄鹤山人好山水，要将狂扫换工描”（《徐渭集》，第383页）、“醒吟醉草不曾闲，人人唤我作张颠”（《徐渭集》，第866页）之类的字句。
其画作之狂，具体表现在“草书入画”，之所以以草书入画，是因为草书的表现能力远比其他书体来得丰富而有气势，同时也更加抽象化，更加符号化，这恰恰符合徐渭的“大写意”所要展示的一种狂者气象。徐渭第一个揭示了草书与写意画之间的内在联系：
盖晋时顾、陆辈笔精，匀圆劲净，本古篆书家象形意，其后为张僧繇、阎立本，最后乃有吴道子、李伯时，即稍变，犹知宗之。迨草书盛行，乃始有写意画，又一变也。（《徐渭集》，第573页）
徐渭将草书的笔法、章法、意趣、气韵，都融入他的写意画中。所以，在他的画中，总能给我们一种似草书飞动的笔画，布局也有如草书章法。其笔触豪放跌宕，其气势恢宏浩荡，显示了一种冲破礼法、豪放不羁的狂者性格。于是写意画变成了大写意，更多了一股张力与狂气，自有“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11，正是这种狂者型人格成就了徐渭的大写意绘画。
徐渭一生，追求独立个性，性格狂妄不羁，长歌当哭，以笑当骂，成就了一个狂人的艺术形象，在历史上散发出异样的光彩。徐渭在艺术上的成就，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徐渭狂草的气势磅礴，笔墨恣肆，在纵横挥洒之间伴随着个人强烈的情感宣泄，给书坛以巨大的震撼。袁宏道认为徐渭书法“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一不论书法而论书神，先生者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清代书家陈奕禧在《徐渭楷书千字文跋》中说：徐渭能“运今人之手腕，扩时代之襟胸，直到古人地位。吾尝学而不能至，故服青藤之才之学为独绝也”。而其大写意画风更是为历代画家所称道。在《石涛诗录》中，画家石涛在题徐渭《四时花果图》时写道：“青藤笔墨人间宝，数十年来无此道。老涛不会论春秋，四时之气随余草。”郑板桥曾以“五十金易天池石榴一枝”，并自刻印章“青藤门下牛马走”。齐白石感叹自己“恨不生三百年前，或求为青藤磨墨理纸”12。可见徐渭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之一斑。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置野藤中。”（《徐渭集》，第401页）这首题画诗曾多次出现在徐渭的《墨葡萄图》中，可以看作徐渭晚年心境的写照。徐渭经过了半生的落魄，体会过人间辛酸之后的大手笔，以葡萄自喻，感叹自己身负不羁才华却不被重用，只能身居陋巷的苦闷与失落。然而，徐渭坚持住了艺术家的人格底线，在为人上坚持自我，不愿随波逐流、随俗沉浮；在艺术上，则无门户之见，不墨守成规，在被人视为病态的行为背后，表现出来的正是其作为艺术家不同于一般人的艺术人格。
注释：
1.参见《徐渭书画集》，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第二二图
2.朱光潜.无言之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P70
3.[清]郭庆蕃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P273
4.于民雄，顾久.传习录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P123
5.王云五.孟子今注今译[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P320
6.梁启雄.荀子简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3，P334
7.张金环.徐渭的哲学思想与王学的渊源[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2），P6
8.邱春林.圣徒与狂侠：凡·高、徐渭比较研究[M].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P115—116
9.邱春林.笔底风雷声——徐渭与侠文化[J].中华文化画报,2009(11)，P92—97
10.周群、谢建华.徐渭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P396
11.谭天.中国美术史百题[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P381
12.徐改.齐白石画论[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P40
（转编自《国画家》 2015年第3期 P6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