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农耕文明史的国度，在其广袤的国土上遍布着众多形态各异、风情各具、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但这些传统村落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趋于消失。以至于中国传统村落的保护随即成了社会各界热议的主题之一，并进而影响到了国家的决策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014年1月11日在第五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就强调说，在一座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同时，记载着华夏文明历史变迁的古村落数量从2000年的360万个，减少到2010年的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相当于每天消失300个自然村落。这一讲话道出了传统村落保护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议，相应的保护对策也不断地被提出。
然而，认真对比各项保护对策后却不难发现，其具体保护措施虽然千差万别，但其价值取向却惊人的相似，绝大多数措施都是立足于工业文明的价值观去提出保护对策，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实却在于，当下众多传统村落的消失，恰好是工业文明的负效应造成的结果。因而这样去对传统村落实施保护，无异乎是南辕北辙，甚至是给濒临消失的传统村落火上浇油。既然传统村落消失是工业文明负效应的产物，有效的保护就得从这一实情出发，有效的屏蔽工业文明负效应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并从中发现传统村落的当代存在价值。这样一来，有当代存在价值的传统村落就能凭借其文化的正常运行，恢复其生机实现自我保护。
这样的时机目前已经来临，那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确立的建设“生态文明”这一基本国策。这一基本国策确立后，党的十八大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为深化这一战略决策，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规划。生态文明是史无前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是在批判工业文明负效应的基础上凝练出来的人类社会发展新取向。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注重群体效应，促进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以生态安全为驱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尽量降低物质、能量的消耗。
从生态文明的这一核心价值出发，要保护中国的传统村落，首当其冲的任务就在于，必须为这些传统村落找寻到抵消工业文明负效应所带来的冲击和干扰，进而发现这些传统村落在生态文明体系内的存在价值。只要这样的存在价值，能够为各族乡民所接受，并付诸实践，那么凭借文化的正常运行，这些传统村落就可以实现自我保护。本文所说的生态文明语境，就是要立足于这样的思维逻辑，去探寻有效的保护对策，并使这些传统村落在生态文明的框架内获得新生。
二、文明冲突下的传统村落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当前为中外学界所普遍接受，然而，从民族学的视角用这一理念去解读传统村落消失的原因，却比较罕见。其间的原因在于，亨廷顿的认识和理解，主要是立足于史学传统而形成的见解，因而擅长于纵向的描述和逻辑推演，较少关注其内在关联性的横向比较，特别是缺乏不同层次的横向比较。而传统的民族学长于文化事项的横向比较和层次划分，但却过分专注于对单一民族、有限地域，甚至是仅对任意限定的狭小村社展开系统的研究，而缺乏对跨文化、跨地域的同质性文化事项的综合比较和逻辑推演。其结果就表现为：出自历史学的研究，总是过分关注国家层面上的大尺度社会演变，而看不到草根社会在其间发挥的关键作用；而民族学的研究成果则过分关注草根社会的表面性差异，很难注意到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整体性价值观差异。
两个学科之间的研究成果很难相互交流，更能以相互兼容。到了20世纪中期，新起的历史学年鉴学派，开始注意到影响历史进程的社会事项，客观存在着延续时段上的严格差异，从而为不同形式的文明冲突找到了把握其内在关联性的基础。与此同时，民族学理论也出现了可喜的方法论升级换代。斯图尔德在其多线进化理论中，提出了“文化整合模式”这一全新概念。其价值在于，能够为表面上极不相同的文化事项，找到一个展开内部关联性分析的基础，从而使得跨文化，跨区域的文化事项比较得以引向深入。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中，其实早就达到了这一认知水平，比如《礼记·王制》篇早就提到的“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民”的思想，正是对“文化整合模式”的精准表达。
从以上学术渊源入手，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探寻传统村落消失的主因，那就不仅要精准的认识和把握农耕类型文明的核心价值，还必须正确认识和把握工业类型文明的核心价值。
对工业类型文明核心价值的认识与把握，也曾经历过曲折的过程。早期的研究过分关注工业类型文明的表象，将人权、民主一类的宣言曲解为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或者将锐意进取曲解为工业文明的独创。只有到了今天，特别是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引起了全球关注后，学术界才有可能对工业文明的负效应做出认真的反省和批判，并在这样的基础上，意识到生态文明的不可避免。其实，相对农耕文明而言，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本身并不复杂，它是将生产和生活的单元落实到无差别的个人及其所创立的企业上，在致力于缩短并直接操控生产环节的前提下，去追求投入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由于这样的核心价值，从最终意义上说，其可控时段必然是以个人的生命周期为限。工业文明在这一点上与农耕文明存在着天渊之别。农耕文明建构起来的传统村落，从理论上讲是要求它永世长存，村落的一切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不属于个人，而是要传诸于子孙，超长期的可持续共享。
偏巧人类社会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本身就是可以长时段延续的历史文化要素，单独的个人根本不可能驾驭这样的文化要素。但农耕文明建构起来的传统村落恰好具有认知和驾驭这一文化要素的天生禀赋。于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在历史进程中，必然会表现为在短期的实力博弈中，传统村落肯定会处于劣势。但从生态安全而言，传统村落却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问题在于，文明冲突的暴发与演进，通常都是短时段的社会事项。农耕文明建构起来的传统村落，经受不住来自工业文明冲击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而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建构起来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又无法避免生态灾变的暴发，以至于农耕文明建构起来的传统村落，一旦萎缩到特定的极限，工业文明自身也会因生态的退变而难以维系。
从上述认识出发，当今世界上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符合逻辑的解读。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无一不实施高额的农业补贴，其单位面积的产量反而大大低于传统农耕的水平。再如，西方发达国家要将污染企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去，同时却要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征收巨额的环境保护费。诸如此类的问题，要么是被学术界所忽略，要么就将生态维护的责任交由国家去全力承担，而使造成污染的个人和企业置身事外。应当看到，这样的文明冲突，在当今世界上具有全局性和普遍性，并不仅是中国的传统村落成了文明冲突的牺牲品。不过，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注意到中国传统村落消失的特殊性，也具有不容忽视的认识价值。
单就历史事实而言，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村落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成功的典范了。这不仅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村落能够以活态的文化延续到21世纪得到说明，还可以从这些传统村落还没有失去当代存在价值得到佐证，也可以从中外学者对它的中肯论述至今还没有淡出人们的记忆得到证明。不过，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曲折与偏见，依然可以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村落的特殊性。这样的特殊性大致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传统村落与国家建制保持着极为密切的依存关系；其二是中国的传统村落具有出奇的多样性，因而也具有巨大的调控空间；其三是传统村落的自我修复能力极为顽强，几乎不需要额外的投资和扶持就能趋吉避凶，完成自我修复。
正因为具有上述特点，西方列强与中国展开势力博弈时，不得不将打击的重点聚焦于政权机构，总是力图肢解中国，以便将那些无力反击的传统村落暴露在西方的瞬时势力冲击面前，以便各个击破。但历史发展的结果表明，西方列强的努力其实是以失败而告终。相比之下，西亚和北非，南亚次大陆，西方要肢解一个庞大的农耕帝国，几乎可以说得上是得心应手，但在中国面前，却无法为所欲为。其原因全在于，中国的传统村落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并不是靠宗教势力和军事势力维系起来，而是靠双方的互惠，靠观念形态的认同，通过漫长历史积淀而达成的稳定联系。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结果，西方列强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中，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汉族地区的传统村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村落，事实上也无法构成直接的冲击。中国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持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其实都得力于传统村落与国家政权的相依为命。西方列强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中国传统村落的干预，从名特优农产品的异地仿制和替代品生产到流通渠道的不公正施压，从寻找代理人到划分势力范围，甚至是赤裸裸的军事干涉，都曾经尝试过，但结果都未能真正窒息中国传统村落的生计，其间的关键同样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村落与国家政权的依存关系过于紧密，使得西方列强无法如愿以偿。
中国的传统村落虽然大体上都属于农耕文明类型，但其内部却存在着极大的互补性，传统村落之间的差异不仅极为明显，而且自我延续能力极强。传承至当代的优秀农业文化遗产，几乎可以说得上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借助地方史志和专业的民族志，只要做粗略的统计，其多样性就丰富得令人难以置信。单是水稻种植，就多达100多种，尽管国家将稻米、小麦作为国家税赋的正色，但地方志提供的资料却足以表明，中国各传统村落从事的主粮种植竟多达300余种。很多时下被误读为野生植物的食物来源，事实上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作产品，其中有一些目前虽然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在半个世纪之前，却曾经是各民族传统村落的主种作物，沙米、糜子、青稞、葛根、芋头、鸡头米、桄榔 粉、天星米、圆根等作物应有尽有，数不胜数。相比之下，西亚、北非和南亚次大陆的主粮结构就相对单一得多，传统村落生产结构的多样性就显得远远不如中国了。
不仅粮食作物如此，中国传统村落的农耕体制，同样可以称得上是形式多样，架田、垛田、砂田、圩田、梯田、畲田、起垄种植，这些在中国农史上是反复研究过的农耕体制，对其他专业的学者而言，往往感到十分陌生，但这些却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村落历史悠久的定型生产范式，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处于活态传承状态。而这样的多元配置格局，不仅对生态维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而且对抗击外来冲击还可以提供广阔的调控空间和应对空间。中国传统村落生命力的顽强性也得力于历史积淀的这种可贵的多元并存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的生产方式与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早已达成了高度的相互兼容，文化的环境适应功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因而只要所应对的自然与生态系统不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即使遭受外来冲击，蒙受了重大损失之后，自我修复都基本不成问题。当年费孝通凭借《江村经济》一书而蜚声学界，但他所描述的弓长村以及类似的汉族江南水乡，在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独立后，桑蚕生产都得以迅速恢复，并为我国早期的经济发展起步，提供了无法替代的支撑作用。
中国传统村落产出的其他名特优产品，在我国建国后也同样经历过快速复兴的一度繁荣过程，也同样为我国早期的经济建设发挥过不可替代的原始积累作用。时下不少人热衷于探讨中国的人口红利，遗憾之处恰好在于，这些学者似乎没有注意到人口红利的积累，其实是传统村落的复兴积淀下来的财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研究思路上的缺失。事实上，如果考虑到生态安全的需要和生态食品的渴求，中国传统村落的振兴，其实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样艰难。原因全在于，但凡文化对环境适应所取得的成就，本身就是可以长时段生效的社会资源，有了这样的资源，传统村落的自我修复，其实仅是操作层面上的问题，并不存在实质性的障碍。
三、传统村落的保护对策
有效的保护对策必须植根于两大前提：其一是保护的必要性，其二是保护的可行性。上文已经对我国传统村落的当代价值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因而对传统村落保护的必要性就毋需赘言。同样的，上文已经对传统村落消失的主因进行了讨论，那么对传统村落实施有效保护的可行性，就在于对这些传统村落提供有效的屏蔽和提供反冲的余地，帮助他们应对来自工业文明的瞬时强势冲击，帮助他们实现其当代价值，那么就可以收到理想的保护成效了。不过，要落实具体的保护对策，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需要将保护思路纳入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之中，更需要将保护的措施落实到这些传统村落传承受阻的具体原因之中，并为它们提供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帮助它们尽快地切入当代社会。
（一）确立保护与利用辩证统一的原则
在此之前，其实早就出台了各式各样的保护方案和政策，诸如建立文化生态村，对传统村落实施财政转移支付支持等等。但就整体而言，此前的这些保护措施，就实质而言，都没有摆脱工业文明核心价值的樊篱，在保护措施上总不免流于为保护而保护，甚至是为了情感的慰籍而保护。为此，保护思路必须彻底调整，必须取准于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
传统村落无一不是活态的整体，决不是单向的文化事项。要实施有效保护，必须确保这些传统村落处于活态传承状态。为此，必须坚持保护与利用辩证统一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政策上必须支持这些传统村落在现有社会规范下实现其不可替代的当代价值，让他们能够通过提供生态产品，从事生态维护，提供文化感受三个方面赢得其生存定位和延续的空间。因而，单纯提供经济支持，认定和资助传承人，强制性的保持村落原貌，或者提供所谓现代化的技术支撑，其实都很难真正做好对传统村落的保护。传统村落要得以活态延续，关键是让它们获得存活的基础和空间，这就要求发现并获得当代意义上的创新可利用价值。有了这样的价值，它们就能靠文化的常态运行去实现自我保护。
事实上，单纯提供资金，提供技术，提供政策的屏蔽反而会窒息传统村落自身的能动性和创造力，结果不仅保护不了，反而会迫使它们消失得更快。为此保护思路必须从帮助他们实现当代价值做起，得靠他们自身去求生，而不是将它们作为古董封存起来。按照这一标准，时下的很多保护措施都值得认真清理并果断扬弃。
举例说，时下的一些保护对策，就值得反省。比如，古建筑专家提出的保护对策就热衷于对古建筑的原样封存，这样去保护就大成问题。因为这样的保护仅是保护了残留下来的所谓古建筑的躯壳。事实上，任何意义上的传统村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早就经历过了不计其数的变动。因而我们需要保护的是活态的传统村落，而不是博物馆的珍藏文物，因而这样的保护从思路上看，早就与真正的保护南辕北辙了。
还有人主张，保护传统村落，就是要求村民完全按想象中的老传统去从事生产和生活。而这里所谓的老传统，同样纯属虚构，因为在历史上，任何意义上的传统村落，其生产和生活都是可变的。既然当前的生产和生活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传统，尚且不可知，保护的目标本身就成了空中楼阁。具体的保护措施也就无从谈起了。要知道，当前看到的生产和生活样态，同样是历经现代冲击后留下来的躯壳，躯壳是没有生命力的，而我们的保护又需要它呈现活态，这就注定了这样的保护同样是空中楼阁。正确的保护思路，就得允许传统村落实现其当代价值，当然其前提是要它保持农耕文明的核心价值，同时又能与现代社会生活接轨。让这些传统村落成为生态文明可以接纳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确保它们既有求生的冲动和能动的创造力，它们才能在实现其当代价值的推动下，靠自己的力量获得存活和延续。
（二）摒弃“越殂代疱”的保护思想
保护传统村落，当然需要对他们实施有效的屏蔽和缓冲，帮助他们度过来自工业文明的瞬时强势冲击，但绝不是包办和代替他们去运行。举例说，桐油曾经是中国南方众多传统村落得以定型和兴旺的主导产品，并且深深影响过世界经济社会的走向，但随着化学涂料的兴起，国内外对桐油的依赖逐步被转换掉，这些村落也就趋于消失或者改性。但必须看到，这样的冲击是瞬时性的，随着人们对化学涂料负作用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升，桐油能够提供的生态涂料，正在引起人们的青睐。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投入巨资去重建油房，培置桐林，倒不如为桐油的生态价值做出明确的论证，帮助这些村落树立桐油的品牌价值，对保护而言更能切中要害。
从长远来看，生态涂料终究会在很大的程度上重新转换掉化学涂料，只要有这样的预见性，并且能够超前启动，与此相关的传统村落完全可以逐步恢复生机。因而，提供资金，提供所谓的现代技术，几乎没有必要。因为在这方面，当地乡民掌握的技术反而比所谓的现代技术略高一畴，生态涂料一旦有了市场需求，他们能够积累的资金，甚至比国家能够提供的资金还要多好几倍。与其隔靴搔痒，制造形象工程，倒不如为他们多做些当代价值的宣传和政策认定，更能切中保护的紧迫需要。
传统村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农耕文明的整体表达形式，其间的构成要素缺一不可。人及人生活的一切规范才是需要保护的核心，具体的物象尚在其次，因为只要有了人，有了文化，这些村落都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存活，并充分发挥其现代价值。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就可以有效地排除各种单向保护的弊端，真正做到将传统村落作为一个个整体去为它们提供存活的空间和生存的价值，让它们在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赢得自尊、自信，保护也就水到渠成了。
按照这一认识，传统村落的生存空间，包括它们存活所需要的整个自然与生态背景，都需要全盘为他们提供，使他们有权利用自然，管理生态，使他们的文化拥有市场的空间。那么，即使不加以额外资助，濒临消失的传统村落，其实可以靠文化的正常运行去实现其新生。要为传统村落排忧解难，为他们营建可以生存的空间，首先必须意识到这是一项在生态文明核心价值指导下的文化博弈，就是得让传统村落凭借其农耕文明的积淀，对工业文明的干扰和冲击做出有效回应和反击。而反击的目标就是要让它们争得在当代的价值。既然如此，如果不先摆脱工业文明樊篱，那么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保护对策，不仅不能够为传统村落提供保护，反而会帮倒忙。
从政策层面而言，要展开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将传统村落的保护作为其有机部分去加以对待，更需要在保护与利用之间，在不同类型文明的交往之间，确立公平公正的行为方式，进而制定相应的规范，才能够满足经济、法制、生态、社会安定、生态安全的协同推进，生态文明重建人地和谐的行动目标才能逐步落到实处。
（三）建构数据平台，助推农特优产品
诚如上文已经讨论的那样，这些传统村落在未蒙受工业文明冲击之前，他们形成的产品肯定是生态产品、安全食品和优质产品，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强项。保护对策就是要放大这一优势，绝对不是要它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去与工业文明展开较量。举例说，工业文明从事粮食生产，其劳动力投入肯定低，产品的外观和规格不仅好看，而且容易达标，在这些方面根本没有必要跟工业文明同类产品较短论长。时下，有的人因为传统村落的生态产品产量不高，规模不大，市场赢利狭小，就将化肥、农药、农机具搬到了传统村落中，其实质将表现为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要新生的村落去与完全成熟的工业化大农场竞争，不消说，其结果只会葬送这些传统村落。
正确有做法只能是，借助现代的网络技术和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为传统村落的名特优产品正名，确认它们的生态产品资格和品牌，为人们广为宣传，最好是建立全国性的大数据“全国名特优产品”资料库，交由全国人民共享，树立他们的生态产品资格，确立他们生产方法、生产手段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使传统村落成为全国可以直接查询的对象，可以直接感知、直接体验的对象。然后就可以借助当前方兴未艾的网购平台，实现传统村落名特优产品的邮购直销，使这些真正意义上的名特优产品能够绕开工业文明建构的物流网，直接向高端市场的消费者供货，其价格可以直接在网上面议。
有了这样的服务平台，其配套的服务机构，传统村落的生态产品价值就可以逐步实现，并稳定的扩大其市场份额，那么即令不向特定的村落提供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的资助，传统村落也可以靠自己的市场运作去积累自己存活的生存基础。同时可以抵消工业文明造成的任何冲击和打压，而成功的关键反倒是我们的保护者自己得洗脑，得真正理解什么叫生态文明？什么叫工业文明的负效应？而这一步做不好，上文提及帮倒忙就会泛滥成灾，传统村落的保护反而会成为传统村落的催命符。
工业文明受其核心价值所支配，根本不敢正视生态维护问题，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将祸水引向外流，将污染企业、污染源推向国外，推向发展中国家，然后运用自己的资金和技术去清除本国内的环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而已。事实上，如果对一家塑料生产企业，要对其产品造成的白色污染埋单，那么该厂矿投资额的一百倍都可能还不清这样一笔欠债，这样的厂矿，如果要算生态帐的话，根本不具备存在价值。
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传统村落不仅不会欠下生态帐，它自身还能提供生态公益服务和生态维护功能。同样是因工业文明的核心价值制造了人为的障碍，使任何一个生产单元的生态计价都无法付诸实践，而生态文明则是要把这笔帐算清楚，需要分门别类的对传统村落的生态价值，从碳汇积累、气候调节、生物多样性维护、淡水资源的再生与稳定、不利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做出系统的生态价值论证，明辨传统村落在其间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同样建立大数据平台，完善生态服务市场交易平台，以此确保传统村落只要按它的原有传统，特别是排除工业文明干扰的内容后，延续传统的生产和生活。通过生态公益服务的市场交换平台，他们能够获得的收入和尊严与自信也足够支撑这些传统村落复兴了， 最终这样的传统村落才能够为我国的城市提供可靠的生态屏障，为城市构建生态安全的大后方。
走到这一步，任何一个城市居民只要接受这样的生态服务，同时又具备对生态文明的理解，那么也会乐于对生态安全负责，为生态安全买单。传统村落的包袱就可能成为全民的行动，而不是单方面的政府行为。这样的保护对策，由于是以传统村落的优势去击中工业文明软肋，来自工业文明的干扰才会表现为无力还手，传统村落也才能顺利复苏。
（四）植根传统村落，有偿提供异种文化的分享与利用
异种文化的体验是人类的天性，因而近年兴起的旅游业其目的就是满足这一天性的需求，但问题在于，当今世界上工业文明处于强势，因而按工业文明方式组建起来的旅游业，肯定摆脱不了工业文明的樊篱，对异文化的体验，必然要变味，在中国必然表现为对工业文明成就的膜拜，中国的民族旅游和乡村旅游、生态旅游无法占据旅游经营的主导地位，其原因就在于此，而且即令是打着民族旅游旗号的旅游经营，也会很自然地掺入工业文明的内容，以便取悦旅客，干扰他们对异文化体验的正当需求。为今之计，就是得按照生态文明的价值观，重点扶持哪些真正遵循传统的村落，以全新的姿态，以本色的面目去展开经营，从中获取公平的报偿。在这个问题上，当然也需要网络系统和网络平台为优秀的传统村落提供支持和帮助，但却不需要代替它们去运行。传统村落之间的有序竞争，本身就可以支撑它们的自立发展和新生。
传统村落的民族文化、生活方式、本土知识和技术、精神生活和各种习俗也可以成为有偿服务的内容，可以在网络上有偿提供相应的文字和图像资料，让哪些不能亲自参加的旅游者也能分享异种文化的体验，这其实又是一项可观的收入来源。事实上，农耕文明积累起来的本土知识和技术极为丰富，不仅有应用价值，而且还有科研价值，在生态文明旗帜下，完全可以成为一个知识和技术宝库，对解决特殊问题，特别是哪些工业文明万难解决的问题，这些传统村落的知识和技术积累，反而可以派上大用场。
举例说，我们国家级的古建筑就需要随时维护，维护的知识和技术，如果用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和做法，那就无疑是将文物偷梁换柱，但是我国的传统村落却拥有这样专门知识和技术贮备，这是因为，这些古建筑本身也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当年也是从农村征集工匠去修建的，因而工业文明解决不了的难题，传统村落反而可以提供技术支持。现在不能做到这一步，关键原因正在于，由于工业文明的干扰和排斥，以至于传统村落的本土知识和技术不能为需要者准确提供而已。有鉴于此，为传统村落的本土知识和技术设置大数据平台，同样是保护传统村落的当务之急。
综上所述，传统村落的保护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而且还必须是生态文明指导下的系统工程。因而，要从事生态文明建设，具体到传统村落保护而言，就是需要为这些传统村落排除来自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干扰，让他们能够在生态文明的架构内实现其当代价值，赢得新生并充当生态文明架构中的活态社会单元。只有这样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村落保护，因为它是保护一种文化的活态传承，而且是顺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创新式延续，而不是建立传统村落孤岛，只有确立这样的基本认识，传统村落的振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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