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京剧界数典忘祖

首页 2020-03-27 08:56:51

徐城北:京剧界数典忘祖

戏曲界本来“辈份观念”甚浓,可不知道什么缘故,近年常常数典忘祖,出现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事情。比如优秀的青年京剧老生于魁智,他为什么能脱颖而出?在他成长的道路上,究竟哪些流派抚育他?在报纸上见到宜传他的文章.其中经常说他是“杨派”和“余派”的传人,有时把“杨派”放在前边,有时把“余派”放在前边。


“杨”和“余”究竟是什么关系?—这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因为余叔岩是杨宝森的老师,按照伦理关系,“余”应放到“杨”之前.可“谭”(鑫培)又是“余”的老师,所以按照自然年龄,“谭”、“余”、“杨”也是一个正常顺序。如果向上迫溯到“谭”的老师“程”(长庚),我们转从老生唱腔的美学角度观察,其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典”究竟是谁?“典”究竟是某一个人,还应该是某一种美学思绪呢?今天的现实则是:“杨派”十分盛行,“余派”就不好找;“谭派”除了他的家人之外,就几乎没有“外人”去学;“程”的演唱我们只见到文字记载,现实中学“程”的人早已灰尽烟灭。

这一切的数典忘祖,又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程”、“谭”、“余”的三段式

在今天追求唱腔韵味的京剧青年老生中,如果本身又没有很好的嗓音条件的话,那么,他常常就以“杨(宝森)派”自居,很少有以“余(叔岩)派”自我标榜的。在京剧圈内,大约没有敢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青年老生的做法偏偏能得到大多数观众(也就是外行)的“欢迎”。剧场中常有这样的情形:年轻老生一张嘴,只要有杨的一点“味儿”,立刻会有人在台下竖起大拇指:“嗬,杨派!”相反,学余的老生再卖力气,却很少有人会向他伸出大指—“嗬,余派”。这种区别很意思,原因是杨派有痕而余派无迹,杨派可以根据“一点”就加以确认,余派则是一个宽泛的面(乃至是一个回圈的体)。这种区别造成的不同剧场氛围和审美习惯,最终使内行由“气愤”转为“感慨”。他们认为,杨派是在没有余派的本钱的前提下,抛弃了余派那种不着痕迹的化境,仅仅把余派唱腔当中内涵着的劲头、尺寸、韵味之类,都明白无误、并且是用力地给“做”了出来。余派是全能的,杨派是单一的。余的戏路宽,杨的戏路窄。


上述的争论以及最后的那个答案,同时又显得“很没意思”,因为仅仅陷在了“余”、“杨”的“个人较量”之上。事实上,“程”、“谭”、“余”三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发人深思的三段式——程长庚时的戏十分简朴,唱腔中追求的是一种粗犷的共性;到谭鑫培,则变唱腔共性为人物在规定情景下的个性,戏开始精致了,观众玩味的劲头提高了,等到余叔岩成为一代须生的楷模,他则在谭的个性声腔基础上,下了很大的整理归纳功夫,在一个更高的基础上重新实现了老生唱腔的“标准化”。余似乎没排过新戏,他一生所致力的,就是把千变万化、很不好学的谭派唱腔,设法“拎”出一个可学的“规范”来。对于谭鑫培,余叔岩是一个既有力、又很有必要的超越,它稳定了京剧在狂飚突进中的唱腔艺术特征。但是,余叔岩身体不好,演出时间、场次不多,收徒更少,这就又不能不限制了余派的传播。


三段式后的分道扬镳

比余稍晚的马连良,是很注意从余派中汲取营养的,但是,马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塑造富于鲜明个性的人物之中,马更是从排演大量新戏中去继承传统的。显然,马的努力对余来说又是一个超越,一个方向相反的超越。如果从更广阔的视角观察,海派京剧的兴起也大体在这一时期,其杰出代表周信芳早年到过北京,直接领略了谭鑫培在崇尚个性方面的创造力,后来周回到上海恣意创新,他超越的目标未必是余,说不定倒是整个的“京朝派”。周搞的是特大的、带有“叛逆”意味的超越,因此相比之下,马的超越反倒“温文尔雅”、反倒是可以被广大京朝派观众所“乐于接受”的了。

京剧就是这样“有意”或者“无心”地从超越中前进,谭超越了程,余超越了谭,马不仅超越了余,并且尾随、簇拥着“四大名旦”对陈德霖一辈人的超越,最后马又与“四大名旦”实现了融合;而周信芳在遥远的南方超越了北方整个的“京朝派”,如此种种,于是才有了二三十年代的京剧繁盛。

话题还回到京朝派内部。面对着余之后、以马为代表的这一股汹涌创新潮流,杨宝森从个人条件(倒仓后嗓暗不再高亢,而变得深沉低回)出发,走上了和马连良方向相悖的另一条道路。在杨之前,在这另一条道路上苦苦挣扎的,是前辈老生言菊朋,几次挑班都没有成功。杨宝森的挑班也不能说成功,因为他的“常座儿”也就四五百人,可他坚持了下来,并幸运成为“四大须生”之一。

最后还回到于魁智身上,他是从“杨”派“起家”的。记得当年他刚刚分配到中国京剧院时,他还不无“找路”的困惑。有人劝他在“杨派”上下功夫,他认真听取了这一建议,从院内院外都请教了许多对“杨”有研究的人。这一招果然奏效,很快社会就承认了这一嘴中“挂味儿”的年轻人。再往后,于魁智又在不知不觉变化了——或者说逐渐深化了,他又琢磨、研究起“余派”来。他只能间接去学,尤其是通过对李少春来学。去年他复排了《响马传》,社会反响不错,由此可见他用心之勤之苦。由有痕之“杨”起家,逐步再向无迹之“余”靠拢,应该说是一个“反常”而又“正常”的策略。于魁智正走在这一条道路上,祝他成功。

尽管数典忘祖已是艺术界中的“家常便饭”,可要想有大的突破,可还真得下些“数典寻祖”的笨功夫,然后在“笨功夫”中形成“真功夫”,再由“新古董”中努力显现“古意”才成。

上海戏剧199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