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突围
文：马国川 来源：川上人曰
按：几天前一篇《武汉铆起》不胫而走，感动了无数读者，也让人们认识了易中天老师的正直与血性。13年前笔者采访他后曾写过一篇文章，现分享给读者诸君，或许可以帮助大家了解易中天是怎样成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的。
01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家就靠我父亲和我两个人维持下来。”回首往事，易中天颇多感慨。
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易中天仅是一个少年读书郎，怎么能够养家呢？面对记者的疑惑，易中天解释，那时候他们全家有祖父、父母、两个弟弟和易中天六口人，“父亲拿的是副教授工资，享受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特供，而我是中学生，粮食定量高，所以是全家吃我们两个人的。”
易中天生于湖南，但是六岁时就随着父母来到长江边的武汉。他的父亲在中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前身）担任讲师，讲授会计学。
“他的情况很奇怪，”易中天这样描述父亲，“文革前他是职称低、待遇高。虽然只是个讲师，但拿的是副教授工资。因为他政治比较进步，属于党组织信任的人。在人人都受冲击的‘文革’中，由于职称是讲师，目标不大，所以他也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在易中天眼里，父亲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中人，对政治没有兴趣，而且为人随和。“随和到谁都可以欺负的程度。我记得比较清楚的是工会经常组织看电影，发给我们家的电影票从来都是最差的，因为他好欺负，他好说话，他说你在哪看不都是看嘛。”
在武汉，易中天度过了他的中小学生涯。他的生活环境也比较单纯，“我住在高校里面，我上学的中学就和我父亲所在学校只有一墙之隔。”
易中天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很小就开始，当然从连环画开始，然后读些什么童话，慢慢地进入文学名著，到了高中毕业的时候，中外文学名著已然读完。”他坦陈，虽然都看过了，但是“有多深的理解谈不上”，“有的是囫囵吞枣，半懂不懂。”其中苏联的文学作品居多。
“给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就是苏联作家薇拉·凯特琳斯卡娅的 《勇敢》。它写当时列宁格勒的一些共青团员响应党的号召，到西伯利亚去建设了一个新的城市‘共青团城’的故事，这个书当时对我影响很大。”
于是，高中毕业之后，易中天便告别父母兄弟，奔赴数千里之外的新疆，参加新疆建设兵团，“完全是模仿那个小说描写的足迹，也想在那去建设一个共青城，也想写出一部中国的《勇敢》。”
满怀少年时期的梦想，易中天充满希望踏上征途。没有离乡的惆怅，只有激荡的豪情。
这一去，就是13年。
02
1965年，易中天来到北疆，非常巧的是，他分配的那个农场就叫“共青团农场”。
共青团农场在一个叫莫索湾的地方，属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那个时候我开始写日记，把一些当时的思想记下来，准备将来写一部中国的《勇敢》。”
但是理想主义者易中天很快就发现，现实与理想完全不同。
“农场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它成分很复杂。有解放军复员转业的，有原来国民党起义的，有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还有从全国各地农村自己去的 ‘盲流’，也就是今天的‘外来务工人员’，还有刑满释放人员、劳改劳教人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小社会。紧接着遇到文革、动乱，这样一来就把什么苦都吃遍了。”
易中天读到了 “社会”这本大书，而且发现“社会”这本大书远比书本上记录的东西丰富得多、真实得多。
“在那个诗意描述的地方，我懂得了生活不是诗，”易中天说，“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我如果是全国人大代表的话，就要提出一个议案：以后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保留学籍，至少当一年工农兵，就像泰国的所有男孩子要当和尚一样。不是像军训那样，简单地在学校里走走操，而是真的到兵营，到农村、车间去，否则不知人间疾苦，不知底层的真相，将来没有用的。”
这一时期，易中天读的最多的是毛泽东、鲁迅和马恩著作。“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至今还仍然受毛泽东的影响，包括他的文风，”他说，“鲁迅先生教给我的则是要直面，不要回避，不要粉饰。”
1969年全国掀起了 “批陈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来要读《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等六本书。所有单位都要读书，重点读一本书，然后去发言谈读书心得，“分配给我们农场重点读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当时的领导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工作忙，就指定我代读、代写，专门给我一个房间读书，然后结合本农场的实际，写一篇读书心得报告。所以我的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是很好的。”
有些人回忆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读马列，发现与现实不是一回事，于是对现实制度产生了怀疑，可是易中天说自己没有这样的觉悟，“我当时觉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在批邓小平的时候，自己心里面悄悄地说能按邓小平的想法做就好了，只有这么一点。但是连他最后能够成功都没有想到，就这么一点朴素的想法。我只有一个看法就是‘生活不是诗’，我只有这一点感悟。”
当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很多人建议易中天去报考，但是他却“不敢去考”，因为那时候他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教毕业班。
“我担心我和我教的学生一起下考场，他考上了我没考上。那就没脸教书了！”
第二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考试，易中天报考了研究生，“我一高中生，考研究生没考上不丢人，考上了，算我赚了四年。”易中天的箱子里面装着唐诗宋词，这是他从武汉带到新疆来的，“纯粹是一种爱好”。经过三个月的苦读，他终以大学本科“同等学力”资格考入学术之门，成为武汉大学中国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在13年后重返武汉。
03
多年以后，大红大紫的易中天在与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的观众交流时说，当年被录取后最兴奋的，不是因为自己成为了文革之后第一批研究生，也不是可以公开地去看唐诗宋词了，而是，“可以在图书馆里天天看书啦！”
易中天开始了他的迟到的大学生涯。他几乎是疯狂地读书学习。
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引起人道主义大讨论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易中天就读了三个中译本。他买了一本单行本，然后还把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的那个译本抄了一遍。“笔记本现在还在家里，我抄的时候笔记本是这样的，三分之二的地方抄原文，三分之一的地方做心得笔记”。他说。
易中天认为，八十年代对他思想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历史学家黄仁宇，另一个是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前者的《万历十五年》影响了易中天的历史观，后者则影响了他的学术取向。其中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对易中天影响最大。虽然李泽厚认为自己的代表作是《华夏美学》，但是易中天坚持认为，《美的历程》才是李的代表作。
“《美的历程》首先告诉我，原来学问可以这样做，原来学问就该这么做。这对我影响非常大，包括最后选择了美学作为专业，这都是受李泽厚的影响。”
1981年易中天毕业，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爱才心切，专门找到教育部部长蒋南翔，以5名本科生去新疆工作，换得了易中天留校工作。三年后，刘道玉任命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
在学说迭兴、思想激荡的八十年代，易中天与外界没有过多联系，而是埋头教学和研究，以构筑自己的学术体系。李泽厚的美学叫“实践美学”，雄心勃勃的易中天在他的同学邓晓芒的影响下，由邓晓芒领头，一起建立了“新实践美学”这样一个新学术体系。所谓“新实践美学”，顾名思义，也就是对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旧的“实践美学”的一个超越。它的代表成果，就是二人合写的《黄与蓝的交响》。对这本书，两人都比较自信。邓晓芒曾对易中天说：“此书推迟了两年面世，使中国美学界停滞了20年。”但是这部30余万字的专著在1989年出版时——此版书名叫《走出美学的迷惘》——正遇上出版低谷，只印了八百册。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转折点。站在这个转折点上，易中天一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另一方面又体味着学术自由的压抑。早在1988年，易中天就出版了他的处女作 《〈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还发表了诸多论文。然而成果颇丰的他，直到1991年才晋升副教授。
于是易中天告别了武汉，来到厦门大学执教。不久，他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出版，并获得了“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当时厦门大学获奖14项，13项的得主都是博士生、导师、教授，只有我一个人是副教授，我就因为这本书评上了‘正教授’，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我当不上教授的。”
“这本书的获奖，意味着您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记者问。
“那时候已经没有学术界了，哪来的公认？最多是评委的承认罢了！”易中天回答。
那时候学术著作出版难，出来的东西也没人看，“收到同行的著作，也就看看前言、看看后记，写封回信谢谢就完了。我的 《艺术人类学》也没人看，于是我就想，如果同行都不看，谁看？反问其他，如果书写出来没人看，你写出来做什么？”
04
易中天开始了转折。
“大概是94、95年吧，我开始了两个转折，一个是我的学术领域从美学转到文化学和历史学，另一个是从面对学术界转向面对大众。”
转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学术界的失望。作为一个学者，易中天也深刻地感受着学术体制的禁锢。当时的学界都在忙着写论文评职称。北京大学李零教授说“学校不是养鸡场”，可是学术体制“已经把知识分子都变成养鸡场流水线的鸡，每天被数要下几个鸡蛋”。这种体制严重影响了思想自由与学术繁荣，“结果就是大量地使用纳税人的钱炮制学术垃圾和学术泡沫。”
苦闷的易中天，开始试图 “突围”。
最初，他并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他下了一个决心：“我写的书如果没人看那就宁可不写，绝对不写，我一定要写很多人看的书。”
易中天一直想写一部 《中国美学史》，但是在写的时候他发现，要说清楚中国美学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于是他就写了《闲话中国人》，然后一发不可收拾，有了《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品人录》，这些书在五年之内陆续出版，2000年由上海文艺组成“品读中国书系”一次推出，反响强烈。
《闲话中国人》是文化学著作，《中国的男人与女人》是社会学著作，《读城记》是“城市学”著作，《品人录》是历史学著作。之前，易中天出版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书都是出版社赔钱出的，而“品读中国书系”成为他所有书中第一批可以使出版社盈利的著作。
“把这套书写完后我发现一个问题，你要弄清中国文化必须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否则你说不清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跟政治的关系太密切了。”但是在推出 《帝国的惆怅》、《书生意气》后，“我又发现要弄清中国文化，弄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必须弄清中国历史，这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参照系，你还要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西方文化联系起来。”
恰在此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我就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打伊拉克非常轻松，我们有些军事评论员预言美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但事实不是这样。我还注意到美国总统改选换届的时候，很多欧洲人提出来说应该全世界来投票。我认识到，美国这个国家你可以不喜欢它，你有权利不喜欢，你也可以批判它，你有权利批判，你还可以责骂它，你有权利责骂，但是没有人能够小看它。”
有了这个想法后，易中天发现，仅仅了解美国的制度伦理和价值体系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牵扯到国家的起源、国家是怎么样建立的，必须追根溯源，才能触摸到事情的本质。因此我就去开始关注美国，研究美国史。”于是就有了宪政启蒙著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在这本书中，易中天用琅琅上口的语言，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美国制宪历程的平台。
就这样，从古代文论到美学，从美学到心理学，从心理学到人类学，从人类学到文化学，从文化学转到历史学，易中天最后走上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面对亿万观众讲解那些长期被僵化为概念的历史。他让历史这只“硬邦邦的冻鸡”飞了起来，同时也走出了现行的学术体制。
他自嘲说：“我不在你这个鸡场下蛋了。
注：本文刊发于《经济观察报》2007-0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