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各国人民健康需求的增长，在未来十余年中出现一个我国主导的、影响全球的国际性中医药产业体系和中医药文化体系是可以期待的。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显示出，建构由我国掌握主体资源、且具备全球刚性市场需求的产业体系非常必要，是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棋眼”所在。
中医药产业明显是我国最具潜力、他国短时间内较难学习模仿，因而可能使我国具备主导能力的产业。但目前，在朝向这一目标前进的过程中，我国仍然面临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基于对外开放新格局的中医药“走出去”整体战略没有形成
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对于中医药“走出去”有过许多思考和谋划，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和《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已经做出了某些规划和安排。但是，前者过于宏观，后者则只着眼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虽然都为中医药“走出去”战略提供了重要思路和材料，但都不可能代替这一整体战略。
我国还有一些相关规划，比如《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只涉及中医药在国际市场的流通问题，更为具体和专业化，只是中医药“走出去”整体战略的一个较小部分。中医药“走出去”整体战略的缺失深深制约着我国的“排兵布阵”和整全发力，影响了推进这一工程的速度和效率。
二、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程度不足和运用不易
经过长期艰苦的多方努力，中医药国内和国际标准化都取得了初步成绩，但是由于中医药本身的一些特点和各国历史文化差异及经济利益竞争的影响，这两个层面的标准化工作都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这对中医药“走出去”有重大影响。
如所周知，人类为了扩大产品和服务、技术的适用性，通过制订、发布和实施统一的标准，达到促进全面合作、消除流通壁垒、扩大运用范围的目的。由于医药领域直接关涉人的生命健康，一般说来标准化更为重要和严格（细致）。
我国近年努力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WFCMS）三大国际组织内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且还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但是，这些成果转化为国际贸易的实用标准还有较长过程。
三、中药传统形制不利于国际流通
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中药已经形成了较为固定的形制，除了部分以中成药丸、粒、膏、散等形式出售、服用之外，大部分还是水煎火熬的方剂汤药方法。在治疗实践中，汤药效果一般比其他形制要明显和快速一些。但是，这种形式显然不利于中医药走出国门。
在缺乏中医药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其他国家的民众较难相信和不会制备方剂汤药。虽然仅仅是外在形式的特点，但也会成为中医药“走出去”的直接阻碍。
四、各国医药管理制度的复杂性是中医药准入的直接障碍
各国法律对于他国医药的进入有不同规定，情况比较繁杂。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具备清晰明确的准入制度，另一种是相关规定不清晰甚至没有。一般来说，欧美发达国家属于前者，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属于后者。
当前中医药进入有准入制度的国家将会遇到四个方面的限制：一是进口政策，二是行业标准，三是技术标准，四是专利保护。绝大多数国家的进口政策都比较严格，都在尽量保护自己的本国同类产业；都会通过技术手段严格检查中医药的农药残留、重金属残留等指标；都有行业协会之类的管理，其中甚至包含对外来产品有一些歧视性的条款；还有，中医药某些资源已经为国外一些力量抢注专利。这些成为中医药国际化的重要障碍和麻烦。
五、中医药“走出去”载体的力量不足
中医药走出去有三种载体：一是政府创办或与企业合办的一些机构，比如中医孔子学院、岐黄中医学院、岐黄中医中心，政府力量往往通过项目的形式进入；二是从事中医药贸易的企业，同仁堂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仍然碰到许多问题；三是和中医药国际贸易相关的社会组织，比如一些协会。
由于以上原因和人才不足等内部原因，这些机构在从事中医药“走出去”工作时遇到的阻力较大并因而动力不足。
根据目前的国内外条件，结合对外开放新格局战略，可以对中医药“走出去”提出以下建议。
一、制订中医药“走出去”的整体战略
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联合外交、商务等相关部委制订中医药“走出去”的整体战略。这一战略可以安排远近两个阶段的发展。
近期阶段是“十四五”时期的五年（2021-2025），其战略目标是取得初步的进展，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在中医药“走出去”的两个核心问题——市场准入问题和标准化问题取得重大进展。远期阶段是接下去的十年（2026-2035），战略目标是基本建立具有全球影响的以我国为主导的中医药产业体系和中医药文化体系。
二、强力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
中医药标准化包括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是国内的中医药标准化，二是国际的中医药标准化。一般而言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进一步推进。当然二者又是具有区别的两个过程。
1、大力迅速地推动中医药国内标准化的过程，为国际标准化奠定良好的基础。其中既要关注标准的制订，更要关注标准的有效运用。2、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国际贸易组织的甲级咨询机构，其制订的标准具有强制约束力，因此可以通过这一组织将中医药标准纳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行之中。3、任何标准的开始运用都需要示范作用，因此应该鼓励和要求我国企业严格按照中医药国际标准运行。
三、加强中药形制创新研究和设计
中药形制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医药类型的本质需要，也是时代技术条件限制导致的。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进行符合现代人生活特点的设计。
1、鼓励学术界根据质形一致、效观一致的原则进行中药形制的探索，精准煮散饮片就是一些学者探索的一种有益创新。日本汉方药采取的颗粒剂、片剂、胶囊剂、口服液等剂型也都可以借鉴。2、鼓励国内中药厂组织设计力量进行大规模形制创新，可以学习西药的制作和表现形式。便于检测、便于携带、便于服用、效果稳定的外形是基本要求。3、传统方剂汤药的方式自有其优胜之处，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过程中不应该完全放弃，而是通过宣传等办法使国际患者循序渐进地接受。可以期待，国际化的需要将会促进中药形制在较短时间内有较大的变迁和改善。
四、通过申请、谈判等措施解决中医药的准入问题
各国对中医药接受和拒斥程度和方式有很大不同，一般发达国家没有专门排斥中医药的法规，但是国外医药入口的法律程序一般较为复杂，各类标准都比较高企，不易达到。少数第三世界国家药品准入的法规较为粗糙，可依凭度不高。目前解决中医药准入问题可以分步骤操作。
第一步，根据相关国家的具体规定，分药品分企业获得合法售卖经营权利。第二步，落实已经签订的相关协定。《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布达佩斯纲要》、《中匈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金砖国家加强传统医药合作联合宣言》等文件均有明确的阐明中医药合作的内容，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推动相关签字国落实这些内容。第三步，可以开展较大规模中医药谈判，分国别解决准入问题。在已经签订相关合作框架的基础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谈判可能要容易一些。
五、大力发展和支持中医药外向型企业、机构和组织
我国中医药走出去的载体并不仅仅是企业问题，而是涉及到教育、人才、金融、社会组织、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当前我们应该采取的措施如下：
1、通过学校教育和大规模培训培养既懂中医、又懂外语的中医国际化人才。同时，鼓励我国中医院校和中医院吸引更多的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短期培训和临床实习。通过这两项措施为国际中医界提供急需的各类人才。
2、采取不同政策，对于中医药外向型企业给予明确发展方向、发展重点的适量资助，鼓励其依靠自身力量打拼出适合自己的国际市场。对于官办机构实行严格的评估和考核，督促其真正发挥政策效应。对于社会组织给予适当的支持，发挥其与国际社会组织和别国社会组织的联系桥梁作用，使其真正能够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粘合剂”的作用。
3、发展中医药电子商务。鼓励企业和社会组织建设跨境电商平台，实现中医远程诊断和开方。同时，借助现代高科技，探索和发明望、闻、问、切四诊的远程技术和设备。
4、建设中医药海外投资基金和海外投资公司。中医药国际产业的发展必然需要大量资金的调入，通过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可以较大规模地调动资金，同时带动多种力量参与中医药“走出去”战略。
5、加快打造中药生产销售和服务贸易的跨国公司和知名国际品牌。比较容易的方式是充分利用国内中医药企业和医院的已有基础和已有品牌。着重点是努力提供全产业链服务。
中医药“走出去”的前提是国内中医药产业的巨大和规范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国内这一产业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比如，中药生产的管理不严和中药质量的下降、中医学科的发展不足和中医传承的混乱和低效、中西医结合的较多障碍、反中医思潮的时而泛滥，这些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且有恶化的可能性。因此，应该加大力度和采取更多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中医药“走出去”提供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