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东 生物学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百济神州共同创始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获奖理由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41岁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20多万留美人员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人。作为科研体制创新的开拓者，他默默坚守16年，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打造成享有国际声望的科研机构。作为一名创业者，他参与创办百济神州，研发出第一款在美国上市的中国抗癌新药。在这个纷扰喧嚣的大时代，他不为浮华所动，耐得住寂寞，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正确的事。
2019年度科技人物
王晓东：只做力所能及的事
本刊记者/彭丹妮
发于2019.12.30总第930期《中国新闻周刊》
王晓东最近每个月的跑步量基本保持在100公里左右，在北京奥森公园、美国西雅图、广州珠江岸边，都留下了他长跑的足迹。这名以研究细胞凋亡著称的华人生物学家，还“跨界”当上了广州马拉松赛大使。
56岁的王晓东鲜为圈外人所知。实际上，他对中国科学的贡献远远大于他的公众知名度——他一手带大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如今已成为国内科学界的一方净土与一面旗帜；他创办的百济神州则旨在成为真正与国际标准全面接轨的本土原创药企。
王晓东说，发现未知世界的过程让人向往，而不是别人对你的认可或外在的名气。如果仔细了解他人生的几次转身，就能更加体会“未知”对他的吸引力，以及他对待每次选择时，这种长跑般的默默坚持。
鲜有人走的路
中国眼下研发经费投入最高的生物医药公司百济神州，与国内最顶尖的科研机构之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都隐身于远离首都繁华地区的北部郊区。两个机构之间只隔了一条路。比空间距离更近的，是它们的内在共同点：在这两个地方，王晓东均担任着核心的领导角色。
在北生所官网，王晓东的所长职位不显眼地列在“职能部门”一栏，没有多余介绍。但如果你在“实验室”一栏找到王晓东博士，才会发现他耀眼的学术与工作经历。
早在1972年，就有科学家发现，细胞凋亡是细胞内某种“死亡开关”的机制被触发了。如果不触发这种机制，就有抑制细胞凋亡的可能性，该理论在发表后近20年间只被引用了不到20次，直至1990年代依然显得超前、偏离主流。
199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跟随两位诺奖得主进行博士后训练的王晓东，改变了之前的研究方向，在埃默里大学担任助教，并将哺乳动物细胞的凋亡机制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在该校开启的研究，播下了他日后在学术成就上“一鸣惊人”的种子。
从1996年王晓东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开始，他的论文成果在此后8年间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15000次。2004年，凭借他在细胞凋亡的生化通路与作用机理方面的出色研究，41岁的王晓东“低龄”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当时中国内地二十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他曾任教的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生物化学系主任麦克奈特评价说：“王晓东是过去10年中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对他工作的恰当承认。”
在科研上到达顶峰、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前一年，王晓东却决定转身，受聘于北生所，并在几年后全职回国。在对王晓东为数不多的报道中，论及回国的决定，他解释说：“当你走到了某个学术领域的前端、甚至成为带头人的时候，你的行动就具有了某种风向标的示范性。中国的科技还那么落后，非常需要我们这些海外留学生的经验，尤其是在我们年富力强、有创造力的时候，回来帮助完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养非常关键。这个时候，你回不回去是有标杆意义的。”
对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王晓东做出了他的选择，这也是许多学有所成的留学生们共同选择。然而，相比很多人选择国内名校作为落脚点、风光舒适地安营扎寨不同，他选择了一条鲜有人走过的路，从零做起。
很多海归科学家都会表示，他们回国，就是要推动中国科研体制的改变。然而，王晓东不曾有过这样的“豪言壮语”，他仅仅说：“从海外回来的人，往往喜欢批评国内，但其实，批评容易建设难。美国也有很多问题，它之所以走到今天，是有很多人默默地做了大量建设性的工作……我还是更愿意看到好的一面，做力所能及的事。”
王晓东一直非常清醒，在他“力所能及”可以改变的小环境里——北生所，他已经“长跑”了16年。“科学研究本身和跑步挺像的，跟体育一样是不断进步的过程，真正的乐趣在于过程。”
中国科研体制的“局外人”
2010年，已经回国工作7年的王晓东，却悄悄关闭了美国的实验室，辞去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杰出首席教授与霍华德·休斯研究所研究员的职务，全职回国。他在似乎令人沮丧的科研环境中，全力以赴地打造年轻人可以安心自由探索科学的一块土地。
在美国待了20多年，又回国10多年，在中美科研环境差异上，王晓东有他的体会：抛开经济水平和科学投入差距，在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做真正原创性的科研、探索人类未知，还是一个很新的事情。面对中国彼时科学家数量不足、科学底子薄的现状，王晓东所谓“力所能及”的改变，便是北生所的创办——该机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和体制环境，并以此为载体，吸引有科学训练和科学追求的年轻人回国。
2003年，国内几乎所有的科研机构都隶属于中科院、各大高校或科技部。一砖一瓦都模仿新加坡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建立起来的北生所，则独立于这一庞大的科研体系，一心想建立一个遵循国际科学界游戏规则的全新机构。王晓东与时任耶鲁大学终身教授的邓兴旺是该所的首任共同所长，2010年，王晓东接任所长，直至今天。
创办北生所初期，王晓东需要反复地向“上级领导”科普他们到底在做什么，有多重要。但是在北生所的小环境里，王晓东致力于从体制上保障年轻人的心灵自由，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探索未知，用他的话说，便是“为年轻人赋能”。为此，他做了一系列开拓工作：包括采用和国际基本接轨的年薪制，同时打破科研“铁饭碗”；全员采用聘用制，合同周期为 5年，在此期间，每年的研究经费不用申请就如数下发，且不预设考核指标，但期满时，将采用国际同行匿名评估方法对其进行评估，不达标者即离开；评价体系不唯论文数量是瞻，而要看他对学科的影响力……
北生所并非照搬美国的科研体系。比如，美国很多研究机构通常按照系别、学科来划分部门，容易出现学科交流的不通畅，但北生所是个综合研究所，这里鼓励交叉融合，并打造一些共享的知识平台……这些无疑都让北生所成为一个适应但又疏离于中国科研环境特殊的所在， “没有这个特殊性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小环境里面去种一块试验田，如果完全跟大环境是通着的，大环境又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你的小环境就很难独立生存。”
“我觉得北生所精神就是王晓东精神的具体体现：兼容并包、视真科学为己任……这里是紧张但自由的生活，可以醉心于知识的探索。他（王晓东）从来不摆架子，亲切不失幽默、严格不失活泼，在科研上始终鞭策我们思考最重要、最真实的问题。”北生所一位在读博士生表达了他的感受。
在他努力经营与呵护的这片科研“飞地”上，一批受到国际同行认可的年轻科学家成长起来。2008年底，包含诺奖得主与美国科学院院士等组成的国际科学指导委员会对北生所进行评估，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这里是开展科学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成功尝试。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席位。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2015年，王晓东曾向媒体描绘过北生所的第二步跨越目标：捕获科学研究的社会价值，让北生所继续成为实验成果向社会转换的试验田。不过，他也意识到，这实现起来很难：新药创制、上报审批、临床试验等诸多环节需要专门的人才，并不适合以基础科研为主的科研单位，因此，转化若想真正实现，最终落脚点还应该是企业——一个从实验室到临床试验的整合研发平台。
彼时，中国的癌症治疗远落后于国际，每年有三四百万癌症病人亟待治疗，但最好的抗癌药却多为进口且昂贵无比，大多数国内患者都用不上或用不起。创业的想法由此萌生。2010年，王晓东与在商业场上“身经百战”的欧雷强（John Oyler）在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朋友聚会上相遇，两人一拍即合，选定了中国这个当时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次年，百济神州成立，王晓东的希望，这个公司致力于从实验室到工厂的探索。
上世纪70年代，风险投资家Robert A. Swanson主动约见诺贝尔获奖人、生物化学家Herbert Boyer决定共同创办一家公司，这便是基因泰克，后来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王晓东与欧雷强的组合，让这家公司一度被誉为中国的“基因泰克”。
成立百济神州之初，中国的药政管理体系与中国药企，在世界上并未受到认可，国内药企普遍选择仿制药或产品迭代的思路，然而，王晓东却对公司这样定位：“百济神州虽然是中国成长起来的药企，但它有一个全球的‘野心’，那就是希望它的药能够卖向全球。”从一开始，百济神州便走国际化路线，在多个国家布局了临床试验团队。
在百济神州，王晓东既是联合创始人，也是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虽然在时间分配上，百济神州大约只占据他一周时间里的半天到一天，但这家药企的一位高管这样评价王晓东对于公司的意义：设计师，“从百济神州成立到现在，他对公司的战略布局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实际上，这并非王晓东第一次打算将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带向现实世界。2004年，王晓东的身份还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他所在的中心系主任说，生物化学仅仅做研究、发表论文是不够的，还要做出能够在社会上有实际应用的成果。
当时，王晓东和他的同事已经在诱导细胞凋亡上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受此启发，便成立了一家公司，并在湾区找到了一位投资人。然而，直到2008年，这家公司都未能获得好的发展，不久后，他的第一次创业宣告失败。
王晓东认为，教授创业，并不是新鲜事，“很多时候科学成果的转化，还是要靠自己去推动。”他举例说，现在癌症治疗中最火的免疫疗法，在工业界接手之前，由于长期没有进展，这个如今生机勃勃的领域，曾近乎走不下去。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谈及对公司的期许，王晓东温和的声音下，掩埋着他的雄心。“百济神州要去欧美成熟市场打天下的话，凭什么？要么你不比别人差，但价格比别人便宜，要么你比别人更好。” 而在欧美这样的成熟市场，如何与老牌药企竞争、研发出临床表现更优异的新药等一系列问题，无不考验着尚未盈利的百济神州，但王晓东再次选择了未知之路。
仅仅有瞄准全球市场的野心是不够的，王晓东懂得“迂回”地实现自己的目标。从研究、临床试验、生产核查到最终上市，一款新药漫长的周期意味着长期烧钱，而且没有药品“练手”，销售团队也难以培养。鉴于此，百济神州选择通过代理成熟药物的方式，拿下美国新基公司三款药品的中国区权益。
这是一举两得的做法：百济神州有了稳定的利润反哺研发，又得以为日后的商业化做准备。“与新基合作后，我们一下子拥有了一支富有经验的市场团队。要成为立足于中国的、有世界影响力的药企，我们现在至少雏形已经从价值链上合拢了。”王晓东说。
2019年11月中旬，一款BTK（布鲁顿氏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泽布替尼在美国食药监局获批，用于复发难治性套细胞淋巴瘤的治疗，成为中国首款出海的抗癌新药。
泽布替尼的研发于2012年立项。这款“best-in-class（同类最佳）”靶向药并非首创，但在很多方面，其临床表现都优于第一代BTK抑制剂伊布替尼。
从科学家到创业者，王晓东坦言也会感到一点点“错位”，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脸皮薄，在他身上依然留有烙印，但他不认为科学家就意味着要活在象牙塔的“真空”里。百济神州的创立，让他找到了一种将科学研究带进现实并改变社会的方式，而他也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接地气”了一些。
尽管王晓东自豪于百济神州今天所走得这么远，但他并未离开科学家的身份。“其实没有做企业之前，总有一点‘这山看着那山高’的心态和一点梦想，想试试自己到底能不能做好。经历了才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让我内心炙热的东西，就是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