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丁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由于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网上出现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有的人说深圳不行了，有的人为深圳倾情辩护，好不热闹。其实，大家都是在关心深圳，都是主人精神，只是视角不同而已。一个城市最可怕的是，没有人关心它了，不想为它操心了，那就麻烦了，城市的衰落就真的开始了。深圳并不是这样，尽管出现经济下滑的动向，尽管在城市运行中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大家仍然关心它、呵护它，心底里对它抱着非同寻常的期待和希望，这就足够了。争论完全正常，无论从哪个角度发声，大家都是一个目的：在这座改革开放的样板之城即将迎来特区成立四十周年的特殊时刻，希望深圳能重续辉煌。
坦率讲，深圳有没有焦虑情绪？当然有，毕竟818先行示范区的巨大蛋糕刚刚专项派发过来，喜庆气氛还在延续，突然就冒出经济困局的消息，这当然有点不协调。深圳近期推出的若干爆炸性动作，如拿出30平方公里土地大手笔引进高端产业；到明年底，在十三五框架内完成42万套保障性住房任务；继6月下旬“史诗级”拍出五块居住用地后，将在11月下旬再次拿出7块地集中拍卖，等等，这些都是投资性大动作，是所谓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中，政府最容易主动操作和立竿见影的板块，之所以这么大动作，当然有对冲近期经济下滑的考量。
焦虑归焦虑，我更关注的是，在焦虑背后，有没有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818关于先行示范区的重磅文件不但给深圳描绘了恢弘前景，也提出了一系列实施策略。我认为，解决当前的经济发展困局，深圳更需要把顶层文件精神与深切基本市情紧密结合，在冷静分析深圳未来发展大趋势的基础上，找到实质性的战略突破点，实施有效突破，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再创辉煌。
什么是深圳的战略突破点呢？我概括了五个方面。
第一是民营经济的突破。
深圳四十年来的高速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在全国最佳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氛围下，孵化出最成功、最活跃的的民营经济体系，截至今年5月，深圳民营经济商事主体达到314余万家，民营商事主体占比达到97.66%。深圳每千人拥有商事主体约240户、企业150户，创业密度全国第一，产生了华为、腾讯、平安、正威、大疆、比亚迪等著名民营企业。为了扶持民营经济，深圳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比如，去年年底推出的“四个千亿”政策，在减负、增贷、增债、基金等方面给予了强力扶持。
然而，今年前三季度的数据表明，外资投资增长了87.8%，国有投资增长了48.8%，而民营投资仅仅增长了3%，还不如同期全国民营经济增长4.7%的增速。显然，在中美贸易战等外部恶劣因素的压力下，在深圳综合成本上升的背景下，深圳的民营经济出现退缩态势。可以说，深圳经济今年的增长减速和民营经济的退缩有直接关系。
我认为，深圳经济的命脉还在民营经济。面对综合成本上升等问题，当然要加大力度改善营商环境，但是，从根本上说，深圳民营经济的核心问题在于创新动力和能力减弱了，导致在外围环境条件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经济退缩现象。深圳民营经济突破的战略方向在于全面提升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和能力。无论是民营企业自身，还是政策环境，都应把创新动力和能力放在最核心的位置。在资源红利、一般政策红利等因素淡化的背景下，政策层面当然要从多个角度发力，强力扶持深圳的民营企业有效提升创新动力和能力，民企自身更要强化内在改变，以创新型运营机制、创新型产业链、创新型产品、创新型服务来应对日益开放、日益升级的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华为的成功经验表明，外围环境的改变、成本的提升其实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企业自身没有足够的创新动力和能力。未来深圳的民营经济发展当然需要降低综合运营成本，优化营商环境，但更需要在创新发展上体现民营经济的独特优势，从而形成民营经济的战略新突破。
第二是经济结构的突破。
近期由于深圳经济的明显下滑，有关深圳需保留大比例制造业的呼声又起来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深圳是制造业立市，深圳的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能力和总量在全国大中城市名列第一。可以说，加上周边东莞等城市的产业链配套，深圳的制造业优势的确非常了得，在全球也是数得上的。因此，尽管在一线城市中，在与国际顶级城市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比较中，深圳的三产占比明显偏低，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二产明显偏高，深圳又把发展目标定为追赶这些国际先进城市，然而，深圳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把相对高的二产制造业比例调低一点，把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的三产调高一点，以对应一个有国际担当能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城市甚至全球城市的发展方向。
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深圳力图在全世界创造一种新的先锋城市发展模式，那就是：以30%甚至以上的制造业占比成为全球标杆城市。有人举出了新加坡的例子，因为新加坡就是以大石化等战略性制造业占比达30%，同样跻身国际名城行列。但是我要说的是，新加坡在国际上更著名的产业地位是它扼守马六甲海峡的国际航运、贸易及金融服务，大石化和国际航运中的大比例石油占比直接关联，是延伸性产业链。新加坡不可能像深圳这样，拥有广阔的制造业腹地优势，当然它的制造业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况且，从全球顶级城市发展规律看，新加坡是一个个例，没有代表性。
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他说，深圳有朝一日将会成为地球的经济中心，超过硅谷，因为深圳旁边有一个制造业产业链及其强大的东莞。张五常这么说，难道是看不见深圳也有很强大的制造业吗？他当然知道，但是，他的话暗含了这样的意思：深圳若要成为全球性经济中心城市，就必须在制造业这个业态上有所减弱，而大幅提升高端三产服务业，特别是直接为制造业提供服务的三产服务业，包括高科技研发产业，而把更多的制造业业态放到邻近的东莞去，这是十分合理的产业布局，是产业分工决定的，是级差地租决定的，是经济规律决定的。深圳这么狭小的地方，一定要保留那么大块土地去搞制造业，显然不合适。当然，深圳也需要保留一部分顶级、高端的、精密的制造业部分，包括研发试验性制造部分，这也是合理的产业分工，但是，的确不合适大面积保留普通制造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近年来不断有普通制造业外迁就是正常的事，完全不必惊慌。
硅谷是全球科技产业的象征地，集聚了大规模的科创力量，每年都有大量的科技创新成果，是全球科技研发重镇。与之相应，这里也成为全球高科技总部所在地。但硅谷很少有大规模的制造性工厂，制造部分大都是分布在硅谷之外的地方，这样的产业布局形成一种趋势，深刻影响到全球科技产业的发展。深圳也不例外，比如南山科技园，当年的科技企业集中地，有很多科技制造工厂，现在留在那里的工厂已经非常稀少，绝大部分已经转身为科技企业总部以及科技研发中心，包括科技金融、科技贸易、科技培训、科技交流中心等科技类服务业。
当然，我在这里所说的深圳经济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突破，降低二产普通制造业比例，提升高端三产服务业比例，这是在现有的深圳1997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概念。假如深圳能够扩容，能够较大范围地扩容，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华为搬迁到东莞松山湖，现在看，当然是外迁，深圳很不愿意，毕竟有大量的人才、产业和GDP流失，但是，假如深圳扩容，把东莞松山湖都扩进来了，那还有什么外迁的问题啊？都是深圳了。在更大的发展空间条件下，深圳的二产制造业长期保留较大比例也是合理的。问题是，现在的深圳，以如此小的面积来建设大湾区核心城市以及全球标杆城市，还要强行规定那么大的纯制造业空间，我认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无法凸显深圳作为核心城市应有的的综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功能，这样做，更多的就是单一GDP思维在驱动，是制造业优势的惯性在驱动，而不是深圳做大湾区核心城市的责任在驱动，不是做全球标杆城市的战略方向在驱动。
第三是金融地位的突破。
深圳的金融产业发展还是不错的，目前本外币存款总数已经突破8万亿大关，在全国的金融城市排位一直保持在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甚至在国际金融城市的排位也在近期大幅上升，进入全球前十，排位第九。
按照先行示范区的架构，深圳的先行，金融显然是重头戏。然而必须清醒地看到，深圳的实际金融影响力仍然受到多种力量的牵制。比如，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能保持其固有的影响力，则深圳就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很难在国际化方面与之竞争。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深圳前海担负着重大的使命，但实际如何推进，尚未有更明确的步骤，反而刚刚公布的澳门证券交易所筹建事项，将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当是香港证券市场的强力备胎，甚至替代通道，相比之下，对深圳的金融证券市场会有所牵制。再看创业板，出生早，却拉在上海科创板之后，目前是要比对科创板来补短板。
我认为，深圳金融地位的突破，关键是做好五点。第一点，利用前海扩容，强化人民币国际化先行试点工作，要让前海成为国家人民币国际化试验的核心窗口，并与港澳形成良性互动；第二点，开展科技金融试点，加强金融科技载体建设。这是大湾区规划纲要对深圳的特别要求。深圳的未来重点一定是科技创新发展，这是深圳的优势，也是大湾区的希望所在。但是，做全球顶尖科技创新，必须有雄厚的金融支撑，所以，深圳要立足做大做强科技金融，要力争设立国家级的科技银行；第三点，积极推进数字金融产业发展。先行示范区意见对深圳引领性发展数字金融给予了充分支持，例如数字货币的研究和推广，这方面要充分利用腾讯企鹅岛的优势来强力推进；第四点，海洋金融的发展。中央已经提出深圳要建设海洋银行，这是非常重要的的先发领域，深圳要抓好机遇；第五点，保持资本市场的大体量、多元化、先发性优势，为中国直接融资市场大发展创造成功经验和最大平台。
第四是消费突破。
消费是深圳经济中的相对薄弱领域，与北上广相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长期处于低位，这可能和深圳的移民城市特征和人口结构有很大关系。无论如何，深圳到了一个重要的时代关口，那就是，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中国的消费拉动时代已经来临，必须在推动消费增长上提出有效的策略，从而实现消费的战略突破。
大家已经注意到，去年开始举办的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具有极其重要的风向标意义。中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正在改变方向。从全球化视角看，那些开放度高、进口量大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比较发达、国际支付能力较强的国家。中国目前强力推进进口，显示了中国的经济正在步入更高层次，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也在大幅提升。当大量国外的优质产品源源不断地通过进博会以及其他管道涌入中国的时候，中国的消费品市场将发生重大改变，国人的消费水平、消费生活方式会出现重大改观，同时也会对中国的工业制造业形成巨大冲击，迫使很多中低端制造业转型升级。深圳作为中国制造业第一大市，当然会面临首当其冲的改变，深圳的消费品市场也会发生重大改变，并深刻波及到市民的消费生活。
与此相应的一件事是，今年前三季度，深圳的外贸进口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这和上海进博会的贸易动向有点不太吻合，其背后恐怕和深圳的消费动力不足有关系。所以，未来深圳经济的增长，还需在消费动力上多做文章，大幅提升深圳的消费拉动能力，积极创建深圳国际化、高品位和繁荣的消费城市形象。
第五是扩容的突破。
这个也是喊了二十多年而一直没有做到的事。四十年前深圳建市，特区成立，深圳经济总量大概在一个亿左右，地皮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现在经济总量已经飙升到2.4万多亿，翻了2.4万倍，它还在这个小的地方折腾，多年来也多次提出希望扩容，增加一点土地，然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逼得深圳一直在干填海这种搬不到台面上的事。我常常想，是不是上面有意让深圳背水一战，在狭小的空间里摸索一条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像其他有大面积土地的城市那样总是依赖卖地赚取土地财政。这一点，深圳还真的做的不错，这些年来，产业升级做的很有成就，人均GDP也在全国名列前茅。但是说起来，一个大数据两千多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只有区区1970平方公里，这实在是太不合理了，把深圳逼得全城提升容积率，搞什么77层的住宅楼，在一个全国最新的城市里最先搞什么针对二十年的所谓“旧房”实施城市更新的大动作，这都是土地匮乏惹的祸，真的有点怪胎啊。
当然，我们近日也听到一种声音：深圳不缺地，缺的是土地的合理利用。比如，深圳刚刚拿出30平方公里土地引进高端产业，且宣称，只要产业符合深圳政策，要多少地给多少地。这口气够豪迈的。然而，相关方面考虑过没有，深圳这么多年来，值得荣耀的就是产业和经济，失衡的恰恰是社会文化诸领域，比如交通、住房、教育、医疗、文化等等，能不能宣布拿出30平方公里做足城市公共服务配套？能不能不要让人家非要住到77层那么高的地方去？能不能让70%的还没有自己的产权住房的市民（按常住人口算，大概有1000万人）真正有机会在深圳的土地上拥有一套自己的住房（不要自己住在有产权的大房子里给人家讲，租房也很好啊）？能不能让市民再也不要把中小学这种义务教育的事非得搞成严重的供不应求，一定要和什么学区房捆绑起来，搞得人人坐立不安？
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的土地就是严重不足，请严肃正视这个严重的问题，不要唱高调，不要当鸵鸟。深圳明年是特区成立四十周年，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政策出来？可能很多人又在那里猜想了。尽管喊了多年一直未果，但还是得有这个指望的心，因为深圳扩容这件事的突破，它非常自然，非常合理，它符合深圳及周边城市的发展趋势，它更符合国家利益。至于往哪里扩，扩多大，这些问题是次要的，对于深圳来讲，只要有所扩，内在困局就有所缓解。